“一个国家的环境状况是有关其政府之功过的最有力的证明”——这是《什么是环境史》的作者唐纳德·休斯先生在该著作中表达的一个看法，他在其中还特别引述了中国古代亚圣孟子的有关论述。古今同理，中西共修。在近代民族国家疆域划定和社会转型尤其是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迈上工业文明之后，随着人类对自然利用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人流、物流的不断增强，环境本身也发生了巨变。在这一过程中，原本由个人、家庭、社区和地方政府承担的环境管理责任，也逐渐被视为国家责任的一部分并由政府集中、专门担当起来，由此国家在应对和治理环境从而重塑生态与社会秩序的过程中逐步变强、做大。

从英美历史到中国现实，深入回顾和考察这一演变并比较不同区域和国家应对环境变迁之道的异同，对于思考国人当下十分关切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拟举办“环境变迁与国家治理——从英美历史到中国现实”跨学科工作坊，试图在中西古今的比较与互鉴中，探寻现代国家环境治理的共性与差异，以期对当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

对于当下面临的环境危机，与会专家认为，中国作为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度，原本有一套与自然和谐的农业生产体系。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起始于西方的以化肥、农药、农机、育种等为取向的所谓“绿色革命”传入中国。这是一种工业化农业，在“奇迹”般地提高粮食单产的同时，对土壤、物种和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若想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反思这种工业化农业方式，找到让农业回归农业的路径，这是当代人不能回避的责任。

当下地球的环境主要来自三大根本性压力：超载的人口、以市场为基础的各国竞争性发展、人类低素质所体现的观念及消费方式。对此，环保不力的根本关节则是无法形成国际统一的刚性规制、民众普遍的侥幸心态、人性提升与环境状况的脱节。涉及到具体的对策认定则有被动和主动、刚性与柔性、外在及内在的分别。

也有观点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和演进依靠两大基本条件：自然条件和知识条件，对前者的破坏引发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潮、研究、对策与行动；对后者的误用恶用，特别是对后者中的科技知识的误用、滥用、恶用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科技风险愈演愈烈，而人类安全防护措施存在诸多严重漏洞，难堪重任，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挑战，只有发动新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分配革命和国家治理革命才能有效应对。

从国家应对环境危机的实践看，美国的环境治理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从建国到进步主义时代，从进步主义到1960年代，当下则处于第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美国从早期的自由放任进入第二阶段的建立“公地”（American commons）,再到第三阶段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加强对公民行为的管理。此三个阶段转换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变化的环境以及随之变化的环境知识，而非某个权力群体或者若干群体意志的一厢情愿。英国，作为开创工业文明的国度，率先享有其成就，率先品尝其苦果，同时也率先踏上现代环境治理之路。百年来英国环境治理方略经历了从各自为政到通力合作的变革。这一变革表明，在环境治理问题上，人为的制度、观念乃至文明本身一直在突破成见和积怨，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型，由此一种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也首先在工业文明先行国家孕育、生长。

有与会专家还运用和辨析了环治国家（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tate）概念，即现代国家通过强调其控制与管理自然、资源以及相关行为的责任，运用其所掌握的资本与专业知识，调整或建立新的生态与社会秩序，从而定义其与公民、社会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有观点认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央高层驱动是实现三流汇聚的关键点，但也要考虑地方主政者的政策偏好，重视政策议程设置中“上下来去”的互动过程。但也有不同观点指出，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污染危机爆发，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受到进一步质疑和批判，生态主义和整体主义得以张扬。在环境保护中，政府、市场与狭义的市民社会“相生相克”。环境法个性鲜明，它适应生态文明时代的道德、规律和现实需要，保障“自然”活着（生态平衡），也保障“人”有自由、有尊严、有意义地安全而健康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