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8日，是9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开始十四年抗日战争的日子。在北京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所、东北亚研究所的组织下，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了主题为“九一八事变与东亚世界、百年变局”的博雅工作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的国内著名历史学及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学者20余人，围绕九一八事变及其与东亚世界与百年变局等主要课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讨。

博雅工作坊研讨现场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与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0周年的日子，它对于中国与世界都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九一八事变”不仅改变了当时的东亚与世界格局，也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走向；本次工作坊不仅是一场学术研讨，也是学者们对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总结。在当前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外情势之下，继续深入研讨“九一八事变”及其对于百年变局的历史关系与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借鉴之价值。

关于“九一八事变与中国”，韩东育教授全面介绍了东北地区的抗战情况，包括马占山将军及其部队一直坚持抗日，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磐石游击队与杨靖宇将军的抗战历史，并就有关资料问题提出了建议。彭敦文教授关注“九一八事变”对于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影响，论述了所谓“虚位元首制”从设计到实施的过程。张生教授报告了李顿调查团上海南京北平之行的真相，并论析了国民政府接待过程中体现的“弱国外交”的特性。侯中军研究员通过对于英美等国外交文献的分析，展现了“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的国联与大国外交的应对。

关于“九一八事变与日本”，陈谦平教授认为“九一八事变”不仅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是列强瓜分中国边疆的第二次高潮的开始，并以法国侵占中国南沙群岛为例进行了详细报告。徐勇教授论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政关系的演变过程，认为军部法西斯主义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最恰当概括，也是日本发动并扩大侵华战争的体制原因。宋志勇教授报告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另一个重要目的——防共反苏，并从日本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双重特征出发，分析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战败期间防共反苏政策的实施过程。

关于“九一八事变与东亚世界”，马建标教授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与华盛顿体系的崩溃相联系，展现了美国资本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以及个人情感因素对美国外交策略的影响。于铁军教授结合日本战后七十年的历史认识，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国际背景以及产生的国际影响。张俊义研究员讲述了美国官方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反应以及美国外交官组成的东北调查小组的活动情况，以此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特性。吴景平教授认为二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是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基于战胜法西斯的共同目标，双方的合作是主流和趋势，而博弈则最终都得到了管控。

关于“九一八事变与百年变局”，徐蓝教授从国际关系史视角，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欧洲列强从远东撤退的历史节点，英国的对日妥协是对日本绥靖政策的先声。汪朝光研究员从国际体系因素、经济因素、民族主义因素三个方面，分析“九一八事变”后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杨伯江研究员认为“九一八事变”推动了全球性集体安全思想的发展、开启了百年大变局的起点，论述了百年大变局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观念的转变。唐利国教授认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百年是日本主导下的东亚近代化的变局，事变爆发后的近百年则是中国逐步走上崛起、实现民族复兴之路的时代。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学术研究，高士华研究员认为国内学界还需要加强研究的全面性与深入性，克服系统性、连续性方面的不足；他还提出了中国抗战史研究需要加强的若干环节。

通过专题与综合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九一八事变”虽已过去90周年，但历史仍然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我们要继续加强学理性探究，并从学术、学科与话语三大体系方面，努力提高和树立我国对于包括“九一八事变”在内的中日历史问题的研究水平与国际话语权。

（供稿：臧运祜、朱丁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