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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工作间 “脱苏向西”三十年

发生在20世纪末的苏东剧变是改变欧洲政治经济版图的重大事件。剧变以来,原苏东国家全体向“西”看,开启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转型,转型的广度和深度为“转型学”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知识。站在原苏东国家转型30年的节点,回顾与反思原苏东国家转型以来发生的变化、付出的代价及发展前景尤为重要。

118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第26期博雅德信工作坊在静园一院举行。此次工作坊以“脱苏向西”三十年:原苏东国家转型的回顾与反思为主题,邀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西安外国语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中东欧国家转型这一话题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在发言中分析了俄罗斯28年来在各个不同时期转型的任务、目标,体制转型的一些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原因。他认为,俄罗斯的体制转型与制度的变迁是统一的,这种转型并不是在原来的框架下进行改革完善,而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在经历了2008年经济危机和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引发西方制裁后,其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速徘徊。陆南泉认为,私有化政策的失误,大量垄断经济组织的出现,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同时进行,缺乏良好的投资环境,制造业和加工业衰退等都是阻碍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徐向梅的发言同样聚焦俄罗斯转型。她指出,俄罗斯制度转轨是以激进方式完成的。政治摆脱前期的动荡保持了稳定,经济上摆脱衰退恢复增长,但跌宕起伏、危机频现,始终无法走上稳定增长的轨道,且目前看来结构问题积重难返。国际关系方面随着收回克里米亚进入了转轨以来最紧张的时期。反思俄国家发展道路,就要回答几个问题:俄罗斯人想回到苏联吗?俄罗斯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她认为,俄罗斯目前仍处在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细谱分析了东欧社会转型的30年历程。他认为,对于东欧国家转型是否成功的评价标准不是加盟入约,也不是左或右翼政党上台,更不是社会制度,而是社会的现实情况,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以及发展前景,要具体国家具体分析。总体上看,各国转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部分国家发展一言难尽,比较困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孔田平从经济角度对中东欧转型进行了反思与展望。他认为,中东欧国家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转轨进程已经结束;中东欧作为新兴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经济不同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与西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分化十分显著。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度的差异上,而且体现在经济实绩的差异上;初始条件、转轨战略、欧洲化是影响转轨实绩的重要因素,决定转轨实绩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经济政策和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东欧研究室主任高歌分析了中东欧政治转型的进展。指出,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指的是国体上向资本主义、政体上向西方民主政体的转型。国体转型随东欧剧变结束而完成,政体转型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根据不同的评估标准,可对政体转型的进展作出既大体相似又不尽相同的判断。经济转型、外交转型和新独立国家的国家构建与政治转型同时进行,直接作用于政治转型进程。实行了40余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乃至之前更久远的历史沿革构成了政治转型的底色,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西安外国语大学波兰研究中心副教授姬文刚梳理了中东欧左翼政党30年来的发展历程。他表示,中东欧左翼政党是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共产主义政党为主要组织类型的政党族群。自1989年开始,左翼政党开始以新的政党组织形态正式登上了各国政治舞台,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唯一与右翼政党相抗衡的政治派别。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左翼政党经历组织危机、制度适应、左右轮换与总体低迷的阶段,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受社会主义历史遗产等因素影响,在当前整个欧洲左翼颓势明显,民粹主义、极右翼等极端性、反建制政党普遍崛起的背景下,中东欧左翼必然会维持相当长时期的低迷状态,处于一种党内分歧、党外多变的复杂环境中。左翼政党未来的复兴之路取决于它们能否通过改革适应新的政治社会环境。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原航以多层动态建构的视角探讨了中东欧对外关系的发展。他认为,中东欧转型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主线是脱苏向西,以加入欧盟和北约等国际组织为重要时间节点。对中东欧对外关系发展的回顾与反思值得进一步讨论,特别是从历史经验层面上升到概念和理论层面。他在发言中提出多层动态建构的视角,联系中东欧、欧盟、大西洋地区和全球层面,涉及欧洲化和全球化、大西洋主义、国际秩序变化等议题,力图揭示中东欧对外关系发展的一些特点和规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项佐涛在总结发言中分享了他对中东欧转型30年的一些浅思。他指出,中东欧社会转轨30年是其社会发展模式全面转轨的30年,各国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也引发了诸多问题,这不仅反映在各国均呈现的政治极化、经济独立性受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疑欧主义兴起、民族主义泛滥方面,还表现在各国社会发展程度的显著差异。通过考察中东欧转轨30年的成效,可以得出的启示有:社会转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法律、制度框架的变革可以短期内实现,制度的巩固却需要长期的历程;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强,政治民主并不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繁荣;转轨的前提与转轨后果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系,政治稳定性与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密切关联,政府稳定性越强,转轨之路越平坦,成效也越好,而政治分裂和政权动荡则会带来社会发展的曲折乃至严重衰退。

在当天工作坊期间,与会专家还就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及个别中东欧国家在转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现场听众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