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在给世界各国带来灾难性损失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疫情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在于公共安全卫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层面，还在很大程度上重塑着中国的周边环境。为此，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系列新芽沙龙，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青年学者就这一主题进行探讨。7月18日，“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东南亚篇”线上研讨圆满落幕。此次会议邀请到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位青年研究者进行主题发言，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 院长翟崑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宋清润副教授担任评议嘉宾。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徐传博主持沙龙活动。
  泰国玛希隆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化研究所博士生曾伟富表示，东盟各国在疫情初期因受欧美国家所谓“民主、自由”的压力影响，没有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随着疫情迅速蔓延以及中国抗疫的成功，中国模式成为了东盟各国防控的首选。中国与东盟之间有着守望相助的历史传统，中国不仅在抗疫上提供物资与技术支持，也致力于疫情后双方社会经济的合作。更重要的是，中国为东盟提供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新模式。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生张玉菊介绍了缅甸疫情及其防疫能力，从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角度分析了缅甸疫情对中国的影响，重点讨论了中国对缅甸抗疫援助的措施和意义。她认为，中缅两国一直以胞波互称，两国领导人不断致力于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在中国的帮助下，缅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抗疫合作为今后两国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有利于促进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地区社会发展，为缅国内民族和解进程创造契机。
  香港大学地理学系博士生刘晓凤介绍了东南亚国家在疫情中的边界控制措施及影响。她认为，快速演化的边界控制使得人与物的流动不得不随之做出相应的变动，给相关国家带来了诸如非传统安全挑战、旅游业低迷、产业链断裂等风险。随着疫情的消退，各国将谨慎而缓慢地开放边界。人员流动或将恢复至疫情前的状态，但某些行业的产业链和贸易行为可能在国家或地区之间形成更稳固的边界。加快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内部的边界流动，加强地区内产业链的融合或将是应对冲击的重要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张奕凡的发言聚焦于皎漂港中资项目。他认为，疫情下面对巨大经济压力的民盟政府也将迎来大选的挑战，必将重新权衡中资项目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相关中资机构仍应积极争取皎漂港、皎漂特区的顺利建设以及中缅皎漂-昆明铁路的重新启动，同时应做好长期处理风险的准备，在资金走出去的同时加强软实力建设，注重工程项目相关的民生、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考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系硕士生梁劲指出，移民劳工群体是疫情防疫工作中的一大薄弱环节。由于没有足够重视和医疗保障，东南亚移民劳工群体的聚集性感染成为防疫工作的“漏洞”，由此给“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建设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劳动力的短缺，二是在新加坡、印尼等国出现针对中国籍劳工的抵制行为。为此，他建议东盟各国应重视该群体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及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出台与移民劳工流动、管理、福利相关的制度与规定，提升保护该群体权益的能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何宜贤表示，疫情发生以来，马来西亚在与中国互动过程中既有以“口罩外交”为代表的援助行动，在南海海域权益问题上也与中国偶有摩擦。造成马来西亚外交“对冲”行为的原因既有其长期以来出于维护自身利益遵循的“平衡外交”传统，也有国内政治的影响。后疫情时期的马来西亚与中国互动，在外交上仍将表现为主动与被动相互交织。在这个过程中，一国的抗疫成效，以及民众和政治领袖谁将在公共领域发挥更大的舆论作用都将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翟崑教授和宋清润副教授从时代性的学以致用、地方性知识的特殊呈现、学术完成度和表达与互动四个方面对6位主讲人的发言内容分别进行了点评，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两位评议人表示，对于东南亚地区的研究，在宏观方面要注重研究的基础性和长期性，不能“打游击战”；在进行具体研究时要注重对新问题、新方法、新知识、新理论、新建议的探索。进行学术写作时既要突出问题导向，也要辅以相关的理论视角，要“严谨地创新”。
   当天，与会人员还与现场80余名来自不同高校和单位的听众进行了线上互动交流。接下来，“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系列沙龙还将围绕中国与俄罗斯、韩国、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发展举行线上研讨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