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推动了教育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蓬勃发展。即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际教育合作依然方兴未艾。在新时代，我国如何更好地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走出去”？面对疫情后的种种挑战，我们又能从他国实践中获取怎样的合作经验？6月17日，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会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以“国际教育合作：中国实践与他国经验”为主题联合举办第三十四期新芽沙龙，邀请来自不同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就以上问题展开跨学科的研讨。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马万华担任主办人，并邀请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蒋凯和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研究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进杰担任评议嘉宾。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涛利主持沙龙活动。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颀首先就中外合作办学的组织模式及运行机制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高等教育成为教育领域新的生长点。其中，中外合作办学是跨国高等教育在我国的表现形式，对于引进外方优质教育资源，融合中外双方教育模式优势，深化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种群，中外合作办学具有鲜明的制度混合特征，需要兼顾合作双方国家层面的教育制度环境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多元诉求。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陈昊志介绍了中亚地区俄罗斯高校海外分校的运营情况。他认为，中亚各国独立后，吸引知名国外高校到本国建立分校成为其促进自身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高校的表现非常活跃。中亚地区俄罗斯高校海外分校的运营经验表明，海外分校的设立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既需要跨国合作，也需要高校的自我调整与适应，更需要把握需求、融入当地社会。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助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邹雨君的发言聚焦乌干达穆塞韦尼政府教育政策的演变。她认为，在“青年膨胀带”和中非产业转移的背景下，非洲的教育培训能否为工业化提供人力资源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但是，非洲国家教育议程的设置往往受到国际社会各方力量的形塑，如何设置教育议程的优先顺序以平衡国际国内各方因素影响，同时坚持自身发展目标成为考验非洲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挑战。她指出，乌干达穆塞韦尼政府通过突出和调整教育议程，使教育政策服务于不同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不仅让乌干达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而且巩固了国内的民意基础。

最后发言的是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杨体荣博士，他基于场域理论分析了中国对东南亚教育援助政策实施的困境与进路。他认为，教育援助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进行教育战略互动的重要方式，既有利于提升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又有助于东南亚国家的教育发展，助力“中国—东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他指出，对政策实施困境的研究需要关注政策实施主体的多样性、主体权力结构和政策跨场效应，对政策实施的主体、内容、形式等方面展开综合分析。

蒋凯教授和王进杰主任分别对4位发言人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并针对有关问题提出了完善建议。两位评议人认为，国际教育研究不能仅限于描述性研究，而要结合有关理论、选择合适的视角进行分析论证。在分析过程中，可以尝试使用定性分析软件来对研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此外，在汇报研究成果或研究计划时，应当注重研究方法的阐述。马万华教授在总结时强调，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高等教育的参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发展政策等方面很容易表现出对外界的依附性，扩大教育对外开放需要仔细研究、慎重行事。

与会人员还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撰稿人：王陈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