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在给世界各国带来灾难性损失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疫情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在于公共安全卫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层面，还在很大程度上重塑着中国的周边环境。为此，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系列新芽沙龙，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青年学者就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7月15日，“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日本篇”新芽沙龙线上研讨圆满落幕。此次沙龙活动邀请到来自中日两国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名青年研究者进行主题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吕耀东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初晓波教授担任评议嘉宾。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徐传博主持沙龙活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由凯宇认为，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和全球疫情蔓延的背景下，安倍政府推出促进日本供应链生产据点重返国内的补助金制度，此举在于减少对华产业链依赖；配合特朗普政府的产业链“去中国化”，强化对华制衡。对此，中国应大力推动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产业发展，重新确立中国生产和服务成本的优势，引领新一轮全球产业链融合。

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研究科博士生马轶民分析了近期日本政界在香港问题上的动向，认为日本政府在维持一贯的“美国追随”主义基本立场、对中国进行批评的同时，仍努力做出“中立”的姿态，保持批评的节制，避免中日矛盾的激化。但同时，因其国内各政治派系斗争激烈，右翼势力趁机兴风作浪，在香港等问题上发出更多杂音，导致中日关系中不稳定因素增加，对此中方也应保持警惕。

日本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博士生许一荛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四个方面分析了日本和越南的双边关系，认为尽管目前日越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但却暗藏隐患。未来日本拉拢周边国家平衡中国的目标不会实现，促进国家间相互依存和相互信任而非单纯靠力量平衡寻求安全，才是东亚国家间发展关系的正途。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土居健市回顾了日本战后开展多边卫生合作的历史以及疫情期间与中国的合作，指出未来两国可以在包括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等更多新领域加强联系，推进合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红叶夏姬分析了中日的疫情防控模式，认为两国在防控措施和防控效果上都具有相似性，并且双方在抗疫期间开展了相关合作。在对中国的态度上，日本并没有跟随美国，期待未来中日以理性的态度积极推进公共卫生方面的合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硕士生丹羽启介认为，疫情导致日本政府支持日企将中国的生产基地搬迁至东盟国家。但实际上，因搬迁难度大以及东盟国家条件不足，大多数日本企业并没有改变供应链的计划。未来，日本企业将更加注重在中国制造基地的本土化发展，完善产业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

吕耀东研究员和初晓波教授在点评时表示，此次会议来自中日两国的青年研究者紧扣现实，关注疫情引发的产业链转移、疫情后的合作等问题，立足于政策服务，解决现实问题，值得肯定。但同时，在逻辑分析、研究方法、资料选择和知识体系建构等方面，上述发言还存在不足。学术研究一定要客观理性、注重逻辑，避免形成碎片化的知识体系，要将具体问题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和全球发展的视野之中进行分析。

当天，与会人员还与现场70余名来自不同高校和单位的听众进行了线上互动交流。接下来，“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系列沙龙还将围绕中国与东南亚、俄罗斯、韩国、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发展举行线上研讨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