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首先从概念入手，对文明和文明史的概念进行了学术史意义上的回顾。王老师指出，在对文明的理解上，既有文明形态学传统，也有用进化论反过来统合文明形态学的传统。最近几年，英语世界开始对文明的概念进行反思，代表人物如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詹宁斯（Justin Jennings）等。但在王老师看来，目前对文明史路径的反思、矫正并不让人满意。他认为，可以将文明史拆解成文明和历史这两个方面，历史是变化的，文明仍然有它形态学的一面。

在对文明进行重新理解和定义方面，王老师引入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共域”与“杂域”。首先是“共域”（Ontopia）。王老师认为，任何一个真实的人类社会都包含作为基本成分的质料以及与之交错的人类对过往的追问、对未来的关注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当这些方面在时空中呈现出足够的共性时，就可以将这个社会抽象为一个概念上的“共域”。“共域”的规模可大可小，而文明是人类历史到现在为止最大规模的“共域”。这样一来，文明也就有了一个形式化的、本体论上的定义。

与“共域”相对的是“杂域”（Heterotopia）。“杂域”区别于“共域”这种理想模型式的概念的地方在于，它指的是实际生活中间看得见、摸得着，但尚未被理解，充满着各种颠倒梦想的经验世界，是质料和形式都处于未明状态的混沌。在处理文明层面的大规模“杂域”时，王老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概念——文明的理由（Reason of Civilization）。文明的理由简单来说，就是寻找“杂域”所形成的力量场之中各种力量通过相互作用而呈现出来的内在脉络与内在理路。

关于由并不复杂的这一组概念引出的理论立场，王老师列举了几个实例进行说明。例如，针对中华文明，王老师提出了中华文明大动脉的概念。他用文明大动脉将中华文明作为文明层级上的一个“杂域”的内在发展脉络揭示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老师将三星堆文明和红军的长征放在同一个文明史框架之中，将中华文明的成型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放在文明史的高度上进行重新理解。王老师还将他的概念框架应用到西亚，指出它对西亚的文明史发展也具有阐释力。

最后，王老师回到讲座的主题，对文明史视野中的区域国别研究做出了直接的回应。在王老师看来，区域国别研究就是为过去、现在乃至未来世界上成规模的共域或文明寻找文明的理由的努力，文明的理由可能随着技术进化而改变，因为技术的发展会影响杂域的基本特性。王老师的发言结束后，昝涛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钱乘旦教授、王献华教授以及与会学者就文明大动脉、地理环境和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犹太文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文字：张楠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