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系列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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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系列研讨

“有朋(Adventus amicorum)”系列研讨第八十八至第九十一讲:“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地图”与区域秩序、历史与发展

2026年6月,“有朋(Adventus amicorum)”系列研讨第88至第91讲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顺利进行,由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剑桥太平洋史》主编保罗·达西(Paul D'Arcy)围绕着太平洋区域秩序、历史过往与可持续发展等主题,从历史、生态、经济、人文多维度进行研讨。讲座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副教授谢侃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研究部主任孔涛以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包茂红先后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丁斗教授、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吴杰伟教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林铎以及聊城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师生共同参与研讨。

翟崑教授在开场中指出,国内太平洋研究方兴未艾、队伍持续壮大,但较全球相关研究的前沿仍有一定差距。当前,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推进的《剑桥太平洋史》的翻译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值此之际,此次系列研讨交流旨在搭建起中外区域研究交流的桥梁,并促进国内太平洋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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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遗产与发展困局

6月10日上午,系列讲座第一讲“太平洋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在北京大学燕南园66号进行,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进行主持与评议。

达西教授从去殖民化进程滞后、殖民与核试验造成的代际生态创伤、岛国坚持中立多边外交、低海拔环礁直面海平面上升的生存危机、中国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合作模式五个维度,勾勒中太合作的时空背景。他剖析了两类殖民遗留经济:以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为代表的美拉尼西亚“资源诅咒”模式,以及深陷劳务侨汇与外援的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MIRAB”模式,即Migration(移民)、Remittances(侨汇)、Aid(国际援助)、Bureaucracy(政府官僚体系)。借斯图尔特·弗思的主权理论,他指出仅有法理独立、经济受制于外的小岛国难以实现完整自主,而台风、海啸、海平面上升等灾害更进一步加剧了双重依附状态与发展的脆弱性。

围绕发展路径的争论,达西教授指出西方传统援助受“意识形态、信息不对称、官僚惯性”三重弊病束缚,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与削减公共开支政策在人口稀少、市场狭小的岛国极易催生外资垄断;相较而言,韩国、毛里求斯等成功脱离援助依赖的国家,依靠联合基建、产业多元、公私协同的发展路径,则与中国对外合作逻辑高度契合。

一直以来,学界的争论分化形成了“不稳定弧”(Arc of Instability)与“失败国家”(Failed State)两派观点,前者主张强化外部监督附加条件,后者认为困境根源在殖民遗留、合作应侧重国家能力的建设。斐济议员贝恩、瓦努阿图学者雷根瓦努及绿色和平马罗沃潟湖调研说明了,扶持传统自给经济、社区可持续农林渔业与公平贸易体系的综合收益远高于粗放开采。在此基础上,达西教授提出太平洋岛国的三大优先事项:从“小岛国”转向“大洋国”以管控金枪鱼渔业资源;落地境内深加工产业以摆脱原料出口陷阱;推进红树林修复、人工抬岛等气候适应工程,合力应对海洋污染等非传统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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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秩序与和平根基

6月11日下午,第二场讲座“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楼201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副教授谢侃侃担任评议人。

达西教授以长时段的视角展开论述太平洋海上力量、文明交往与冲突治理的历史,他在开场指出,除去少数战争阶段,长期以来自由贸易都是太平洋地区的底色,海上军事对峙只是少数情况。他追溯了大洋洲绝大多数岛民先祖源自中国南部、历经数千年跨洋迁徙散布整片太平洋的历史,指出早期原住民海上贸易网络相互交错、鲜少爆发大规模资源争夺,因而形成了温和的原生海洋交往秩序。接着他梳理了历代冲突的演变,从崖山海战、元日征伐到壬辰倭乱,这些历史事件都局限于东北亚范围,并没有扩散到太平洋腹地过。自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列强围绕着“公海自由”与“领海封闭”等议题展开了法理博弈,最终形成了“3海里领海”(Three-mile territorial sea)的共识,凭借远洋舰队逐步瓜分了太平洋岛屿,建立起碎片化的殖民海上霸权,但本土海岛的贸易网络依然继续存在。

达西教授剖析了影响太平洋格局的两段主要历史。首先是二战时期,日本海军的全面现代化挑战了英美建立起的海上秩序,航母与潜艇等设备也彻底改变了海战的形态,破坏了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秩序。但由于中国战场牵制了80%的日军主力,因此战时太平洋地区盟军反攻的压力得到极大缓解,而战后各殖民地则兴起了独立浪潮,催生了民族自决的诉求,太平洋地区的民众普遍抗拒战争与殖民统治。其次是冷战时期的核竞赛,彼时美、英、法在太平洋殖民地进行核试验,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法属波利尼西亚穆鲁罗瓦环礁、澳大利亚内陆都成为了试验场,导致当地原住民遭受辐射侵害,大量民众被迫永久撤离故土,而这种人道灾难最终推动了太平洋无核运动的兴起与《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签署,太平洋地区建立起了全球无核海域。

当前,诸多结构性因素也将持续塑造太平洋地区和平状态。全球贸易重心向太平洋地区的转移与地区经济贸易的高度绑定、传统海上霸权模式的衰落,以及自由贸易与海洋生态保护代替了地缘对抗而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识,都确保了地区和平。2026年,新《公海条约》正式落地,为公海资源管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法理依据,未来各国的合作机制会进一步完善,共同构筑当代太平洋和平稳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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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悲剧与蓝色共赢

第三场研讨“中国与太平洋的海洋经济:历史与未来”于6月15日中午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进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研究部主任孔涛进行主持与评议。

达西教授以“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为分析框架,梳理了太平洋地区的三大海洋生态危机。其一为塑料污染,北美与东亚地区的垃圾随洋流汇聚形成了太平洋垃圾带,被92.5%的海鸟与半数濒危海洋哺乳动物误食,此外塑料又难以降解,导致近海珊瑚礁与渔场生态退化。其二,无序捕捞造成了生物枯竭。上世纪80年代捕鱼广泛使用流刺网,会无差别捕杀鱼类、海豚、海龟,导致每年超700万吨海洋生物作为副渔获被丢弃。尽管联合国出台了禁令,但公海地区监管力量薄弱,非法捕捞屡禁不止。其三,渔业监管天然就存在难题,太平洋岛国陆海面积比最高达3000:1,卫星与巡逻船监控能力严重不足,而金枪鱼等海洋生物则会跨多国海域洄游,因此无管制的非法捕捞会冲击岛国渔业收入。

在治理典范方面,达西教授认为西部与中部太平洋金枪鱼渔场的《瑙鲁协定》((Nauru Agreement)形成了成熟区域管控模式,既遏制了过度捕捞,也让岛国获得稳定的渔业收益。随后,他认为中国在海洋治理中的独特优势。中国是太平洋海产品最大消费市场,而抵制鱼翅消费直接推动了全球鲨鱼捕捞的大幅缩减;中国的深海科技处于国际第一梯队,可与岛国联合开展深海资源普查;海藻与海水鱼类养殖规模全球第一,兼具固碳与改良土壤的多重生态价值,可以向岛国输出技术以弥补野生渔业减产缺口。

在此基础上,达西教授提出了两类可落地合作路径:合资渔业项目以产业合作换取合规捕捞优先权,替代单一入渔付费模式;生态技术援助则着眼珊瑚礁修复、台风预警数据共享与本土海洋环保人才培养,共建区域海洋生态监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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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增长与中太合作模式

6月16日中午,第四场研讨“太平洋旅游业的合作模式:盈利、可持续发展与社区福祉”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继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包茂红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研究部主任孔涛参与评议。

首先,达西教授从殖民历史切入,指出殖民历史掠夺了岛国的资源,也造成了基础设施、教育等方面的长期落后,使岛国经济在独立后继续依附于宗主国。独立后,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各国发展路径各不相同,资源丰富的美拉尼西亚国家以伐木、采矿、渔业等初级产品出口为支柱,导致资源破坏严重、社区与企业利益之间的矛盾突出;资源匮乏的波利尼西亚与密克罗尼西亚国家则只能依靠劳动力出口与西方援助维系“MIRAB”经济。达西教授认为,在现有条件下发展旅游业是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最可行的路径,而具备强大基建实力和庞大旅游需求的中国则至关重要。

达西教授梳理了四类典型旅游业的发展形态,即大众旅游模式、所罗门群岛马罗沃潟湖的社区主导型生态旅游模式、斐济的混合模式,以及中资规划的雅浦超大型度假村方案。他认为斐济的混合模式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可以将生态保护转化为旅游价值。而对于中国会展旅游集团在雅浦岛规划的超大型度假村,达西教授认为它能够在短期内带来大量资本并同步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创造溢出效应。但由于项目规模过大、推进过快以及地缘政治因素,这一项目未能落地。

在结尾部分,达西教授从经济收益、环境可持续、政治互信、文化包容四个维度评估,认为中国具备显著的合作优势,最好的方式是由政府层面推动双边政策对接与优惠合作框架,由市场主体负责项目落地执行的政企协同路径,这样可以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打造绿色、包容的旅游模式,实现盈利、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三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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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场讲座贯穿历史溯源、秩序构建、生态治理与产业合作,达西教授反复呼吁重构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地图,打破大西洋中心制图带来的岛国边缘化认知;并指出西方主流媒体长期片面解读中国对太平洋的和平援助,市场亟需大批掌握本土语言、通晓海岛文化、兼具跨文化视野的青年人才,搭建平等互信的合作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