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4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有朋”（Adventus amicorum）系列研讨第四十七讲在燕南园66号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欧洲的未来与中国的过去”。本次讲座由意大利哲学学者、社会活动家洛伦佐·马尔西利（Lorenzo Marsili）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段德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庞亮和卡塞尔大学艺术与经济学教授由宓参与了研讨座谈。讲座由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章永乐主持。

 

马尔西利表示，当今世界已愈发迈向多极化，不再如同19、20世纪一样是少数西方国家可以对整个世界施加霸权的时代，这种地缘政治层面的变化在哲学意义上提供了一个超越民族主义，实现全球共通性（global commonality），走向多极秩序的可能性。但如果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未能抓住这个机遇，而是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政治的话，世界就有可能会复制19-20世纪初欧洲灾难性的历史，让欧洲曾经彼此间的战争与仇恨达到全球性的级别，19世纪欧洲本应成为历史教训的过去，就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马尔西利引用了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德意志安魂曲》中受审的纳粹将军认为德国事实上赢得了战争的寓言，并引用了海德格尔对于“哲学的终结”的警示，认为应当警惕对抗所带来的相互模仿，以及发挥到极致的机械性的技术理性思维，它会给人类带来技术的暴政。

吴飞教授提出，欧洲国家具有共同的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文化背景，因此实现一定意义上的统一更容易一些，欧盟能够实现当下程度的协调一致，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是重要的背景。要在全球层面推行普遍性则要困难得多。或许比起建构一个全球层面的共通性，各大文明和谐共处是一个更可欲的目标。

段德敏教授认为，提出一种“后民族主义”“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全球构想固然很好，但或许即便是欧盟也未能真正超越民族主义政治。欧盟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很重要原因之一，是欧洲各国二战后相对实力的衰落和美苏竞争带来的地缘政治威胁。此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也不可或缺，随着特朗普政府近期的政策动向，欧洲国家也在追求更多的战略自主性，连德国都要重新加强国防与战备，因此全球普遍性的构想或许过于乐观了。

庞亮助理教授提出，在启蒙时代，中国的形象在欧洲诸多思想家的理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伏尔泰的《风俗论》等；而康德不仅提出了一套国际间秩序的构想，并在这之上建构了世界主义的理念，以“好客”的概念接纳普遍主义与民族多样性。这为我们从历史与哲学的纵深角度反思当下普遍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章永乐教授认为马尔西利策略性地在“欧洲的未来与中国的过去”这一标题下讲述了“欧洲的过去与中国的未来”。他讲述了一个具有对称性的故事：20世纪中国的“战国策派”人士曾经从中国的春秋战国寻找经验模型，探讨欧洲乃至世界的当下与未来。他们所描述的列国争霸相互吞并的预测，不仅受到了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也受到了钱穆这样的新儒家的批评，而后两种批评声音都提出了被压迫民族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在欧洲与中国致力于建构全球共通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过程中，需要带入全球南方的视野。

 

由宓教授表示，作为一个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她对于中欧关系有更加切身的体认，中欧关系的发展也和她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息息相关。与欧洲重启关系需要一种叙事的转变。不少中国人意识到或希望欧洲能够发展壮大、更加自主，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体，但是这个叙事不能带有幸灾乐祸和沾沾自喜，而应从一种理解他人的视角出发，进而建立共通性。

吴飞教授随后对章永乐教授和马尔西利的发言回应道，费孝通先生在1990年代也曾提出，当今的世界局势就像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而孔子就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他在一个“大争之世”提出了和谐共处的方案，现在中国也希望能够为世界提供类似的方案。和18至20世纪的西方传教士往往和殖民主义相关联不同，中国的传统思想中的侵略性和强迫性因素更少。很多西方人误解中国在非洲的外交、经济和文化活动是新殖民主义的体现，这是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导致的。

在各位老师和马尔西利展开交流、讨论后，现场的各位学生老师积极也向马尔西利提问，讨论氛围非常热烈，马尔西利一一回答了现场的问题。本次活动在中国与欧洲文明交流互鉴的视野中展开思想对话，增进了中欧思想者的相互理解，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跨文化对话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