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主办的“有朋（Adventus amicorum）”系列研讨第四十四讲“工作场所治理路径与中美经济‘联结’”在Zoom会议线上举行。本期研讨会邀请到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邝杰（Jedidiah J. Kroncke）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工作委员会委员陈一峰主持讲座，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柯振兴担任与谈人。

邝杰副教授发言

讲座主要围绕工作场所治理模式趋同如何促进中美两国的经济交融展开。邝杰指出，在1978年之前，中国和美国的劳动法体系存在显著差异。中国有着社会民主的传统，缺乏劳动工资市场，工人福利由国家直接提供，工人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相连；工人通过工人委员会等组织参与经济和管理，但这种组织形式较为薄弱，且以国家为主导。相比之下，美国更加重视工会在职场民主中的作用，认为工会作为私营机构，应成为“微型民主”。但美国的福利制度相对薄弱，更多依赖私营机构提供保障。

邝杰认为，自1978年后，中国和美国的劳动法在概念和运作上出现趋同态势。劳动法逐步取代集体行动成为主导框架，工人权益的保障也更多依赖于劳动法的执行。同时，两国的公司治理均出现决策权的集中化，因此只能通过加强或修改劳动法来改善雇佣关系。尽管劳动法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但两国普遍存在通过劳务派遣规避劳动法的现象。总而言之，劳动法已成为主要的规范框架，工人参与机制逐渐弱化。这一共同趋势不仅促进了两国经济的融合，也推动了自1978年以来中美贸易关系的深化。

此外，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普遍推行员工持股的做法。员工持股的理念通过传统的股东所有权观念，将员工定位为公司的所有者和工作者，旨在解决民主缺失的问题。尽管员工通过股权参与从未成为两国经济的核心，但这一做法在两国都引发了广泛讨论和共鸣。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员工拥有股份，但这些股权计划并未真正赋能工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都通过法律安排将所有权与治理分离，从而限制了员工实际的影响力，导致员工无法真正推动更加民主的职场。

邝杰最后强调，尽管中美两国在法律体系和政治体制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在工作场所治理路径上的相似性不容忽视。他认为，两国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会影响对于相关问题的反思，而深刻理解中美关系不仅对彼此至关重要，也能更有效应对全球范围内共同面临的困境。

在讨论环节，主持人和与谈人对讲座的内容进行了点评和提问。柯振兴讨论了中美两国在工作场所治理中的相似性与差异，以及算法治理对工人权益的影响。他指出，虽然中国在平台工人职业安全和提供工伤保险方面提供了底线保护，但整体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不足。邝杰认为，算法治理是一个全球性的重要研究话题，且面临许多挑战。他强调，工人权益问题至关重要，应当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相关情况。

柯振兴老师发言

陈一峰副教授讨论了新自由主义力量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劳动立法更多是为适应市场经济。他还提到，工人持股主要存在于高科技公司，尚未发挥普遍促进工人福利的作用。此外，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可能会导致劳动法对社会分配产生一定的消极后果。邝杰认为，尽管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在参与市场经济方面面临相似的压力，劳动法的实践需要进一步体现工人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地缘政治带来的社会分配后果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控制。

陈一峰副教授发言

讲座的最后，陈一峰进行总结，指出应该以更加全面、更具建设性的方式来看待劳动法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他呼吁中美两国的劳动法学者加强对话与合作，促进社会包容和平等。至此，“工作场所治理路径与中美经济‘联结’”研讨会圆满落下帷幕。

     文字：李添翼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