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中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区域国别学新视野”系列研讨第四讲“北美区域研究中的中国研究：历史，现状和前景”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C105举行。本期研讨由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大学文研院邀访学者陈利主讲，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章永乐主持。

首先，陈利老师介绍了西方、北美中国研究的几个不同阶段。西方国家从17世纪至19世纪期间对中国的了解,一开始主要通过各种西方传教士和游客的信息，之后则是依靠来华使团成员以及驻华外交官和商人以及一些大众媒体报道来提供新的信息来源，但总体上这一时期了解中国的方式都比较零散和片面。20世纪上半个世纪可以看作北美中国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汉学研究逐渐机构化、进入大学课程设置，费正清用“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观点来解释近代中外关系史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析框架，后来在西方汉学界成了有国际影响的研究范式。在第三个阶段，一方面是伴随二战后反殖民运动而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思潮及其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在冷战爆发后，带有浓厚实用和功利主义色彩的区域研究也构成了美国汉学从50年代到80年代这个阶段的重要特色。冷战后期，随着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日增，北美中国研究内部也出现了重要的反思和突破。虽然中国研究仍然游离于主流的人文社会科学之外，但20世纪后半期也涌现了一批国际知名的汉学家或中国研究学者。从冷战结束后再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与去功利主义化的大背景下，随着中美经济实力此长彼消的变化以及目前国际局势的新动向，北美的中国研究领域面临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作为一种方法”的讨论也逐渐浮现，而对新世纪中的中国研究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继续认真思考和探讨。

接着，陈利老师讲述了北美中国研究的议题转向。20世纪50-80年代的北美学界更重视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现代化、经济和社会转型等议题，90年代至今的中国研究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例如跨过史、全球史、环境史、边疆史、科技史、新文化史、妇女史、情感史等。陈利老师指出，中国区域研究与北美“主流”研究领域存在着张力，中国研究领域的成果对其他“主流”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研究的影响仍然比较小，而另一方面由于理论方法的单向性、语言差异和学术传统的不同等原因，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与北美中国研究之间的对话机会和深度仍然很不够。随后，陈利老师通过分析各个时期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费正清奖最佳专著和亚洲研究协会中国领域列文森奖最佳专著以及近三十年以来北美中国法律史领域的著作，总结了北美中国研究领域近几十年在研究议题类型和理论方法上的一些显著特点以及重要的发展变化和趋势。

最后，陈利老师讨论了中国研究的现在与将来，他认为当前的北美中国研究在研究人员和学术发表规模、学科独立身份、语言能力、专业水平方面在过去三十年中都有不小的进步，但同其他领域的国际顶尖学者对话仍然不够。他指出，未来的中国研究不应将学术和政治混为一谈，在理论方面需要积极吸收最新的跨学科理论方法，在积极对话和比较中找到本学科的价值与贡献。未来的区域国别研究能否找出一条跨学科、跨国别、跨区域、跨文化、甚至跨种族和政治传统的对话？他非常期待听到与会者和同行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想法。陈利老师提出这一问题为报告画上句号。

在讨论环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利平就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定位与陈利副教授进行了探讨，认为北美的区域研究同本国史研究存在着脱钩的情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汪卫华就中美区域国别研究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应当确定重点区域和方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雷少华讨论了北美部分新生代中国研究者的不足，语言水平的下降以及与中国社会的接触不充分使他/她们观察中国的角度比较片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谢侃侃交流了他对北美东南亚区域研究的观察心得，认为在这一研究领域同样存在学术权力结构的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赖华夏同陈利副教授讨论了国际法在中国的双重性角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讨论了区域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对不同国家的中国研究进行比较或许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项目。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施越就“新清史”与陈利副教授进行了交流。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历史学系副教授郑小威指出了中国研究存在着视角差异问题，欧洲汉学与美国区域研究，内部与外部的研究，都存在着区别，不同视角的研究者应当建构共同性以提炼理论。陈利副教授对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回应。

撰稿：张庭颢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