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7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英杰交流中心成功举办了主题为“马尼拉大帆船——现代早期跨太平洋互动”的博雅德信工作坊。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墨西哥国立人类学与历史研究院、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从经贸、文化、宗教、历史、造船术等角度就上述主题进行研讨。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钱乘旦教授表示，过去的二三十年，贸易、海上航行等问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然而，西方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基本在大西洋以及环大西洋地区的商贸活动，太平洋地区海上贸易特别是环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与海上航行还有很多空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这些空白，并开始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希望参与本次工作坊的中外学者能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为填补这些空白做出贡献。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韩琦在梳理大帆船贸易的历史时指出，通常人们一看到马尼拉大帆船，往往会有两个误区，一是认为大帆船贸易是中国和拉丁美洲的直接贸易，二是认为这是一种自由贸易。实际上，大帆船贸易是以菲律宾为中转站，将中国商品运往拉丁美洲的间接贸易形式。这种贸易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是自由的，但很快就成为一种贸易垄断体制，并由西班牙所控制。

据他介绍，1565年菲律宾与新西班牙的贸易航线开通后，马尼拉大帆船一度连通了中国经菲律宾与美洲的自由贸易，不过，该贸易线冲击了西班牙宗主国原先在美洲的贸易，使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等亚洲国家，同时不利于菲律宾当地的殖民拓殖和工农业的发展。因此，1593年起，殖民菲律宾的宗主国西班牙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除了对与中国的贸易做出了种种规定外，还从航行的次数、船队的规模、商品的数量、关税数额等方面对大帆船贸易进行了限制，实行“许可制”、货票制、整批交易制等制度，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贸易垄断体制。但是，由于贸易垄断本身的弊病，加之其他西方国家的挑战，最后导致大帆船贸易的终结。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所副教授李毓中通过对1620年—1681年马尼拉海关货物税史料的研究，分析了白银从马尼拉输往亚洲港口的数量及其流向。他表示，有关美洲白银运往亚洲，进而对世界社会及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的历史，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重视。通过他近年来的研究，几乎所有材料都能证实通过太平洋贸易最后来到菲律宾的美洲白银，90%都流向了大中华地区。但研究数据表明，自明朝以来缺少白银的问题，并没有因西班牙的美洲白银通过马尼拉流往大中华而得以解决，此后清朝的银荒可能还借助了从日本或者其它国家流入的欧洲白银。

墨西哥国立人类学与历史研究院水下考古中心副主任Roberto Junco基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介绍了马尼拉大帆船的建造和结构。他表示，16世纪初，各地造船技术的融合促进了船舶建造的发展，为太平洋地区的航行和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此时该地区的航行船队主要由小型船只组成，用于勘察墨西哥太平洋沿岸以及与秘鲁进行贸易往来，它们也是最早一批从美洲大陆直接穿越太平洋到达菲律宾和东马鲁古群岛的欧洲式船只，之后逐渐演变为体积更大、更为坚固的船舶。16世纪末，由于菲律宾当地拥有优质林木且方便从中国进口铁料，造船中心由中美洲转移至此，客观上也推动了大帆船贸易的开展。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淼指出，16-19世纪跨太平洋的“马尼拉帆船”贸易作为早期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既是包括中国、日本、菲律宾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在内的沿线国家同西属美洲殖民地及欧洲西班牙等国各种物产、物资、人员大流动的通途，同时也推动了沿线各地的文化大交流。在发言中她从中国东南海域、南海菲律宾地区以及北美西海岸地区发现的相关沉船资料入手，结合陶瓷窑址发现资料、沿线港口遗址考古资料以及墨西哥等拉美地区考古发现资料，对这一海洋文化发展变迁的历程做了分析与探讨。

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教授Cinta Krahe介绍了中国瓷器经大帆船贸易在新西班牙广泛流传的过程。她表示，中国瓷器以其轻巧美观的特点受到了新西班牙民众的青睐，通过大帆船贸易来到西班牙后受到广泛欢迎，当地居民将中国瓷器当成餐具和储存容器，贩卖中国瓷器逐渐成为当地高利润的交易。许多从中国进口的瓷器被王室成员当成餐具和收藏品，掀起了王室的“瓷器收藏热”。随着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和波旁王朝的到来，西班牙室内装饰风格和美学追求在18世纪发生了转变，中国瓷器的地位更加重要，成为日常餐桌服务与豪华家具装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翁彦俊在发言中介绍了于墨西哥恩森那达发现的十六世纪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以及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顾塔（Guthe）收藏的菲律宾出土瓷器，以此为基础，对当时的跨太平洋贸易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表示，从窑口、瓷器构成比例等数据分析看，在恩森那达出水的瓷器大多产于明朝中晚期，运载这批瓷器的船只属于早期贸易，具有私销和尝试的性质，瓷器相对来说属于精品。从货源看，这些瓷器不像是由中国商人直接运送至墨西哥当地，而是更像由商人运至菲律宾存储（多批次累积）后再对拉美国家进行批发。以这种形式进行贸易的不仅仅限于中国的瓷器，也适用于其他亚洲国家的其他商品。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吴杰伟分析了大帆船贸易在宗教国际化和本土化中的作用和影响。据他介绍，受大帆船贸易的影响，菲律宾的天主教衍生出很多本土化的表现形式，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安蒂波罗女神信仰。1626年，一艘大帆船到达马尼拉，船上有一尊用黑色的木头雕成的圣母玛丽亚的雕像，船员们把这尊雕像看成他们航行的保护神，将其命名为“保佑平安和顺利航行的女神”。其后这尊雕像被安放在马尼拉南部的一座教堂里，后来被转移到了Morong的一座耶稣会的教堂里。此后，这座雕像两次从教堂里消失，但都被人们在城外山顶一棵叫Tipolo的树上被找到，于是人们认为，这座神像希望在Tipolo树所在的位置建造教堂。之后，人们砍倒Tipolo树，用其树干做成神像的基座，安放在教堂中，神像的名称也变成了安蒂波罗女神。吴杰伟认为，安蒂波罗女神信仰产生于大帆船贸易过程中，是菲律宾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一信仰并不是菲律宾本土形成的信仰形式，而是通过西班牙殖民者带到菲律宾的“舶来品”。大帆船贸易既是天主教传播的途径，也是天主教在菲律宾本土化的过程。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于施洋讲述了1583年秘鲁进入中国的一次失败探索，主要解读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马德里王家历史学院发现的一份1613年手稿，即《堂胡安•德门多萨从秘鲁利马城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城及中国之行记述》。这份手稿还原了作者门多萨1583年6月到南澳岛附近，辗转潮州、惠州、广州、肇庆，8月底抵达澳门的经过，但作者此后至1584年5月间滞留澳门的经历却为空白。经与同期西语史料比对，发现门多萨试图在澳门取得贸易权并采购货物运往秘鲁，但被菲律宾官方派人强力取缔。究其原因，其资本确属巧取豪夺、来路不正，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来源于大帆船贸易之初，西班牙对中国策略尚面临争论，而西葡之间、美洲殖民地内部也存在利益争夺。

经过一天的研讨，与会者认为，值此麦哲伦-埃尔加诺环球航行五百年之际，从全球史的角度，持续250多年的“马尼拉大帆船”在中国与拉美的跨太平洋贸易与文化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帆船不是中国官方垄断、朝贡贸易的产物，而是自发泛海、生生不息的代表；不是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之间点对点的买入卖出，而是在亚洲、美洲之间建立起的穿梭30多个港口、翻越安第斯山的密集网络。大帆船带来的贸易往来不仅仅意味着溢价和奢侈品，也更多地通过日用瓷、棉布等商品影响到广大中下阶层；不仅仅涉及货物、技术的输出，也关乎明清白银货币化和诸多农作物的引入。这段历史与欧洲进行的殖民统治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中国内生于拉美、拉美内生于中国的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