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30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有朋（Adventus Amicorum）”系列研讨第五十四讲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会议室B102举行。本次研讨活动的主讲人为美国耶鲁大学法学与历史学教授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主题为“连续与断裂：二战后美国政治思想秩序的重塑”。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章永乐担任本次研讨的主持人，北京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安东尼·卡蒂（Anthony Carty），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段德敏，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研究部主任、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孔涛，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陈一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罗祎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田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节大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孙宏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谢侃侃，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陈晓航，北京大学法学院博雅博士后吴景键参与讨论。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共同举办。

章永乐首先介绍了莫恩教授的研究领域，认为其新书《反对其自身的自由主义：冷战知识分子与我们时代的形成》（Liberalism Against Itself: Cold War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是一部回应当下重大转型历史的作品，阐述了特定取向的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塑造二战后美国政治思想的秩序，并对当今世界产生持续的影响，该著作对于正在进行的政治理念激辩具有特殊意义。

进入主讲环节，莫恩教授首先指出，2016年是一个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一系列政治事件引发了关于自由主义旷日持久的论战，即它是什么，它从何处来，它是否应该存在。一些知识分子和评论家对此进行回应，其中帕特里克·德尼恩（Patrick J. Deneen）出版的作品《自由主义为何失败》（Why Liberalism Failed）引发激烈争议。

然而，莫恩教授称上述论争与自由主义文献严重脱节。历史学家海伦娜·罗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撰写的《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从古罗马到21世纪》（The Lost History of Liberalism: From Ancient Rom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提出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前提，即如果要理解“自由主义”，应该追溯最早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以及最早使用“自由主义”这一术语的历史语境。一位生活在19世纪初的西班牙人最早公开自称为“自由主义者”，随后则是法国人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再后来是英国的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尽管洛克在当代常被奉为自由主义奠基人，但其从未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也从未使用过“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其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20世纪才开始的事后建构。而早期真正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家置身于19世纪20至30年代的历史语境，他们所回应的现实是具有重大解放意义的历史事件，即法国大革命，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旨在赋予解放承诺以制度化、现实化的政治形式。而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早期自由主义者应被归类为“至善论者”（perfectionists），其自身具有对“最高的善”（summum bonum）的理解与追求。在其视野中，政治被视为一项集体性的工程，旨在为自我实现提供历史条件与制度基础。同时，他们具有历史主义（historicist）立场，认为自由并非先验和抽象的权利主张，而是集体历史进程中逐步生成的产物。

在剖析早期自由主义思想时，莫恩教授进一步阐述，早期自由主义者初期普遍支持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但逐渐认识到市场机制本身可能制造新的社会等级结构与阶级支配关系。其对此作出的理论和政策回应，在英国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而在美国表现为进步主义政治（progressive politics）。核心理念是，经济应被视为实现自由的工具，为个人在社会其他领域的自由和平等提供可能性。因此，这些自由主义者主张高税收政策，并构想出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制度蓝图。

接下来，莫恩教授试图解释该领域尚未被充分揭示的重要问题，即有关自由主义的种种误解是如何产生的。他在书中界定了一批被称为“冷战自由主义者”（Cold War Liberals）的人物，这一思想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魏玛共和国崩溃背景下开始积聚影响，并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冷战早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冷战自由主义者”对前述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传统进行改造，主张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自我限制”而非“促进解放”，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并为日后的市场自由主义、紧缩政策与不平等加剧开启通道。此外，莫恩教授认为，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在现实中从未切实存在过，自由主义者从未建立起一种真正具有解放意义的国际主义政治方案。

基于上述分析，莫恩教授总结道，应当将政治哲学理解为一场持续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如何命名传统以及传统的真正内涵为何，自由主义的历史正是一场关于传统归属与话语权的斗争。

在互动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围绕演讲内容展开交流。安东尼·卡蒂讨论了莫恩的学术路径，并表明自身作为研究国际法的学者，始终关注美国的思想传统如何影响政策制定。宋念申提出，自由主义内部是否始终存在一种根本性的矛盾，即对个体自由的诉求始终伴随对他者的帝国主义倾向。段德敏提出以赛亚·柏林是否为自由主义背叛其自身的代表人物，中国对于全球平等的贡献是否应被重新审视，以及相较“冷战自由主义”，“帝国自由主义”是否为更贴切的命名等问题。孔涛关注市场自身瓦解其道德前提的经济现象，以及亚洲文化背景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陈一峰聚焦于自由主义话语的排他性、“冷战自由主义”的历史功能，以及自由主义的未来。罗祎楠讨论了意识形态塑造义务感与行动的方式，思考自由主义在历史中的局限。田耕关注历史追溯与规范重构之间的张力，以及知识边缘者在思想谱系中的定位。节大磊探讨如何在历史维度中评估一种思想，以及自由主义的问题归咎于“理念失败”还是“政策失败”。孙宏哲提问涉及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当代美国政治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并探讨演讲是否忽略了非自由派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元素。谢侃侃聚焦自由主义是否与其他思想体系同样出现修辞性使用或误用的情况，并建议转向研究美国和西方之外的自由主义发展路径。陈晓航关注19世纪自由主义退却与转变过程中消逝和保留的特征，以及其他自由主义遗存如何回应“冷战自由主义”等问题。吴景键分析了自由主义概念在中国不具备吸引力的原因，并提出是否考虑共和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替代路径，以及在此前提下将自由主义从冷战传统拯救出来的必要性。

莫恩教授逐一回应在场学者的提问与讨论。最后，章永乐表达诚挚感谢，认为本次演讲回应当下重大现实，既是对历史书写和重构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人类主体性及其表达方式的追问。讲座在热烈的学术讨论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