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5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英杰交流中心成功举办了主题为“俄罗斯‘国家建构’路径的选择”的博雅德信工作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牛津大学和日本北海道大学等10余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就上述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被迫抛弃以欧洲盟友为主的传统外交战略，转而“向东看”，积极推进新的亚太战略。然而，国内外学界一直质疑俄罗斯亚太战略的持久性。有观点认为，地理上东西方的差异所引发思想上的摇摆一直是俄罗斯“国家建构”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回顾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历史，每一次看似偶然的选择，其背后都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作为支撑。对俄罗斯历史上国家建设路径的回顾，有助于理解现代俄罗斯国家发展走向，为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副主任Dimitrii Andreev梳理了俄罗斯18世纪中期开始到1905年政治危机为止的君主专制的消解历程。叶卡捷琳娜二世免除了贵族的义务，允许他们领地自治，这促进了反君主专制的政治文化和自由观点的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君主专制和官僚集团此消彼长。1905年，尼古拉二世签订《十月宣言》，开始与首相分享权力，最高权力被实质性弱化。

牛津大学历史学研究员Alexander Morrison的发言聚焦于俄罗斯19世纪至20世纪初对中亚的殖民统治的脆弱性。通过对税收、土地等具体治理问题的分析，反映出俄罗斯统治者对地方社会经济结构知识的根本性缺失，而对这些知识的忽视是基于对俄罗斯文明优越性的坚定信念，认为在强大的俄罗斯文明的影响下，中亚文化会逐渐实现“去伊斯兰化”和“俄罗斯化”。这种无知和自信使得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殖民统治始终浮于表面，无法深入有效，也进一步引发了将中亚地区融入俄罗斯帝国这一尝试的大规模失败。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施越介绍了1822年《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他认为，该条例首次将帝国官僚体制扩展到哈萨克草原东部地区，以科层管理方式统治哈萨克人。这标志着沙俄对中亚地区的统治由此前的羁縻政策转向建立有效行政机构，以逐步吸纳新征服领土和臣民，并为十九世纪在中亚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

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教授宇山智彦表示，目前关于沙俄对非俄罗斯地区的统治大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认为帝国是“民族国家的监狱”，二是认为在种族和族裔态度上俄罗斯比其他欧洲帝国持更宽容的态度。他认为，对非欧洲人的东方主义和歧视态度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其他欧洲帝国在很多方面都是较为普遍的。然而，“宽容帝国”论和“国家监狱”论都存在一个问题，即两者都倾向于将俄罗斯对非俄罗斯人的政策视为整个帝国时期以及面向所有民族的基本一致的东西。事实上，俄罗斯的民族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对不同民族的政策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吉林大学教授张广翔从经济领域分析了俄罗斯的“国家建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政府决心通过大力兴修铁路和发展民族工业来振兴本国经济。1861年改革后，以资本主义方式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最终得以确立。在工商业基础薄弱、国内资本积累不足、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俄国政府被迫采用国家干预手段，坚决推行保护关税、引进外资和兴修铁路的工商业政策，这些手段是俄国民族工商业飞速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但由于俄国农民改革的不彻底及政治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矛盾，俄国的工商业政策也具有一些不完善的特征。

中国社科学院俄罗斯政治研究室主任庞大鹏在探讨当代俄罗斯制度转型时表示，普京时期的治国理念和举措被统称为“普京主义”。“普京主义”所呈现出来的观念与制度特点引发西方与俄罗斯关于国家治理和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普京主义”具有清晰的内在逻辑，与俄罗斯国家特征和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传统一脉相承，其内涵可以概括为政治的控制性、经济的政治性和外交的聚合性。“普京主义”对世界局势和俄罗斯发展有深远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建华在分析俄罗斯民族认同和公民认同时指出，在苏联解体后，急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过程中， “民族认同”（“民族进程”）和“公民认同”（“国家进程”）是一个同时并存，或相向而行，或异向背离的棘手问题。有鉴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实施的仍然是联邦制的国家体制，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仍然是俄罗斯政府急需谨慎处理的当务之急，因此如何妥善地处理“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的关系与尺度将是一场难以终结的权力与权利的博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庄宇从文化体系建构这一视角讨论了苏联国家建构的过程。她以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艺界掀起的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广泛讨论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文化理论政策的转变及其实践，以戏剧管理制度为例，谈了苏维埃文化体系建构。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还就俄罗斯研究教学与科研范式相关问题进行了经验交流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