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陈翰笙世界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区域国别学新视野”系列研讨第九讲“东方主义、民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印度研究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转移”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C座中外学生活动中心举行。本期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助理教授张忞煜主讲，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雷少华、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杨梦、历史学系博士后董雨等多位老师以及来自不同学院的学生参与了讨论。

在讲座开始，张老师指出随着南亚地区研究的发展，各种思想和范式相互纠缠，导致单一线性的学科史叙事已无法充分展现这一学术体系的发展脉络。中美两国南亚研究都受益于欧洲的古典印度学，但在20世纪40年代逐渐走向不同于欧洲的学科道路。张老师以中美两国南亚研究学科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陈翰笙先生和丹尼尔·索纳的学术往来为切入点，以跨国史的视角展现了20世纪40-50年代全球左翼学术网络对中美两国建设跨学科南亚地区研究的影响。

美国左翼学术在50年代受麦卡锡主义打压后，以迈伦·韦纳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以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印度政治，不仅填补了左翼政治经济学退场留下的空间，更帮助美国南亚研究开始摆脱对欧洲印度学的智识依附。此外，美国学者对英国殖民知识体系的印度乡村想象的批判，以及对如何防范暴力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探索进一步建立起有强烈美国问题意识的的现代南亚地区研究知识体系。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庶民研究起初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然而其在进入美国后逐渐褪去激进色彩，从批判国大党主导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独立后的国大党政治泛化为批判广义的民族主义和新兴民族国家政治。庶民研究汇入后殖民批评后既挑战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印度学知识权威，也弱化了印度对本国研究的权威性，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南亚研究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在讨论环节，翟崑老师指出本次讲座深刻剖析了美国如何摆脱对欧洲印度学的依附，成功确立自身在南亚研究领域核心地位的历程。与此相反的是，印度不仅未能成为南亚地区研究的中心，反而由于人才流失等原因变相巩固了美国知识界的主导地位。美国的历史经验或许可以为我们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建设路径提供启示。雷少华老师由美国的地区研究知识生产体系进一步延伸至国际关系理论，指出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等范式实际上也根植于以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学术话语体系。因此中国在知识生产领域中实现“自成体系”至关重要，但目前仍面临很大挑战。杨梦老师则对印度学研究者的族裔分布情况以及如何进行跨国别、跨语种、跨学科的南亚研究表示关注。董雨老师认为，历史上中亚南部与印度次大陆关系密切，但是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的影响导致中亚采取了与印度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两个地区在现代化转型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与会师生还就印度国内对民族主义的认知、印度外交对学界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

撰稿：詹丹妮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