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在给世界各国带来灾难性损失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疫情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在于公共安全卫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层面，还在很大程度上重塑着中国的周边环境。为此，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系列新芽沙龙，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青年学者就这一主题进行探讨。7月23日，“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俄罗斯篇”线上研讨圆满落幕。此次会议邀请到6位来自中俄两国的青年研究者进行主题发言，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关贵海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施越担任评议嘉宾。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庄仕琪主持沙龙活动。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研究生Natalia Demina认为，疫情的发生给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子产品、旅游业等中俄两国间经贸往来多个领域造成来巨大经济损失，严重影响了中俄两国经济联系。考虑到疫情的发展情况及西方国家施加的政治压力，中俄两国都表示愿意加强合作，两国元首互相通电话，展示了积极的姿态。疫情虽然影响了中俄经济联系，但是没有摧毁两国的政治合作，中俄经济联系的重要基础依然存在。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宋佳欣表示，在俄罗斯疫情大规模爆发后，中国通过分享中医药抗疫经验、派驻医学专家等方式支援俄罗斯抗疫，中医药在俄罗斯获得了较大的关注度。中医药在俄罗斯虽然拥有较高的民众接受度，但却受制于合法准入身份而发展受阻。中国应利用此次疫情的契机对俄积极推进中医外交，在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提升两国民心相通的程度。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庄仕琪介绍了疫情之下中国学生赴俄留学的情况。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学生赴俄留学热潮持续，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中国民众对俄罗斯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陌生感。疫情发生后，中国留学生在俄处境一度艰难，而在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后，处境有所改善。疫情之后，中国学生赴俄留学热潮不会“降温”，但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疫情对双方经济的打击，势必影响留学生在中国就业；二是俄罗斯人口出生率回升，未来有可能对高校招生规则进行调整。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邹文慧认为，自普京上台之后俄罗斯在各方面推行强国家-强社会的治理理念，既强调俄罗斯治理秩序中社会参与的部分，也坚持国家在治理与法治建设中的主导性地位。由于新冠疫情与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危机、经济金融危机和内战危机等有着根本的差别，其延续性长、传染性强，又极具个体性，需要相当细致和深入的基层统筹管理。在此次疫情的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之中，强国家与强社会的结构落实到防疫治理的基层社区时，都或多或少地显现出了无力和混乱，这也是导致俄罗斯防疫陷入瓶颈的重要原因。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谭学超表示，疫情期间中国和俄罗斯政府之间的道义互助并非只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和国情的原因，双方在这些核心原则和立场上有基本一致的共识。疫情危机对中俄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考验，然而，这些挫折和挑战也和历史原由以及当前的现实环境有机结合，为中、俄两国的外交合作及强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和契机，并且赋予了更大的现实意义：在政治等领域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及其借助疫情危机企图对中俄实施围堵和挑衅的行径。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君义对中俄科技合作的重点领域与前景进行了展望。他认为，中俄的深度科技合作从长期来看会集中在中国较为弱势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领域。中国在冷战条件下维持和建设国家能力的领域存在诸多不足，而俄罗斯在充分组织和利用国内资源维持和建设国家能力（即动员型发展模式）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从长期角度审视，中俄的科技合作不仅潜力巨大，而且必然从单纯的“技术合作”转变为“体系合作”，充分发挥两国在不同领域的专长。
  关贵海副教授和施越助理教授对6位主讲人的发言内容分别进行了点评，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两位评议人表示，中俄研究涉及很多历史和现实问题。在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时，要强调研究资料来源的严肃性，所有事实和数据要有出处，且出处可信；在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时，要尽量避免“赶时髦”，不要将时间浪费在看似热门花哨但研究可持续性较低的题目上。此外，要加强学术措辞的表达能力，提升个人学术综合素质。
  当天，与会人员还与现场近100名来自不同高校和单位的听众进行了线上互动交流。接下来，“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系列沙龙还将围绕中国与韩国、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发展举行线上研讨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