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名家沙龙第八讲“想象亚洲的轮廓”在国际关系学院C108会议室举行。本期沙龙邀请到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宋念申教授，分享他的新著《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沙龙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系教授昝涛主持，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忞煜等专家参与研讨。

地图为我们了解“亚洲”这一地域在不同文明传统中被想象、被构建的历史提供了直观的导引。宋念申教授从利玛窦和李之藻于1602年合作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讲起，由此引申出17、18世纪东西方之间在地理学和地图学上的对话。为了更好地理解《坤舆万国全图》的意义，宋念申教授简要介绍了当时欧洲和中国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地理观和宇宙观。他指出，欧洲人自古希腊时期就有了大地是球形的观念和“人居世界”（ecumene, oecumene）的概念，它与汉语中的“天下”有相似的意涵，指的是地球上人类可以居住的空间。在人居世界中，地球的北边大陆由亚细亚、欧罗巴和利比亚（非洲）三部分组成。东亚最典型的地理观则是“天圆地方”，将国家分为九州，并用华夷秩序来规范九州以外的范围。在《禹迹图》、《华夷图》等中国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中可以看出，九州以外的世界很模糊，很多国家只以文字形式被记录下来，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地理想象，并随儒家学说扩散至整个东亚，对许多东亚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研究认为，利玛窦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是西学东渐的来源之一，但宋念申教授指出，他实际上是一位“西教东传”的人，其最重要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在借助当时最为先进的荷兰地图向中国士人介绍世界的时候，利玛窦也加入了许多基督教的元素。利玛窦在做《坤舆万国全图》时最重要的母本是荷兰制图学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绘制的地图，其中 “寰宇”（Orbis Terrarum）这一概念与“人居世界”基本相同。在绘图之外，利玛窦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融合欧洲的“寰宇观”和中国的“天圆地方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主张融合不同的资源，并采取“合儒”的策略。

在《坤舆万国全图序》中，利玛窦说，“地与海本是圆形，合为一球，居于天球之中”。他认为中国人所说的“地方”，指的是大地“不移”的性质而非其形状。他更采用中文语境下“九州”这一“州”的概念，来解释欧洲宇宙观中作为人居世界的一部分的“亚细亚”，并说明每州有百余国，这也是汉语地图中首次用“万国”的概念替代“华夷”的概念。

在利玛窦之后，艾儒略、南怀仁等耶稣会士继续向中国人传递着欧洲的地理知识。同时，以卫匡国为代表的回到欧洲的耶稣会士，也向欧洲传递中国的地理信息。他绘制的《中国新图志》将中国的计里画方用测算的方式转化为西方的经纬度，并绘制成欧洲寰宇概念里的地图形象，实现了中西方地图学的融合，这一地图册也第一次将中国确认为一个“帝国”。

宋念申教授认为，利玛窦和卫匡国的地图学就是一个典型的早期全球化的现象：得益于16、17世纪西欧和东亚各自的现代性发端，《坤舆万国全图》取材于欧洲并面向中国士人，《中国新图志》则受惠于中国并面向欧洲读者，他们开创了一种系统性的、触及最根本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交流，欧亚地图学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融合，这种融合也论证了现代性并非从欧洲发源既而散布到全世界，它是多点起源的。

宋念申教授最后总结指出，空间看似自然，但其分类也深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亚—洲”一词就是不同文化、不同时空观念相融合的产物，代表了嵌入到本地文化中的一个多样的、开放的知识图景，这也是《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随着16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到来，“亚洲”这一概念越来越被等级制的、排他性的、拼图式的方式想象，但它始终没有被彻底规训，而是以多元的实践方式挑战、质疑和反思着单一的价值体系。借助想象亚洲的多样而又互不排斥的轮廓，我们才能够更为丰富地、更为立体地呈现人类的整体空间意识。

在讨论环节，昝涛教授和张忞煜助理教授围绕世界地图在士人阶层外的影响、文明交融中的话语权力、亚洲研究中的文化本质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倾向之争等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讨与交流。宋念申教授最后总结道，全球史本身具有一种反抗性，对全球秩序、其权力结构及其知识体系的考察与反思对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撰稿：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赵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