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4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有朋（Adventus amicorum）”系列研讨第四十六讲在文研院208会议室举行。本次研讨活动的主讲人为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法律史与法理论研究所所长、法兰克福大学比较法律史教授杜斐（Thomas Duve），主题为“全球法律史与比较法”。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章永乐担任本次研讨的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所长李富鹏、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李红海、长聘副教授陈一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赖华夏、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吴训祥、外交学院国际法系讲师曹文姣、北京大学法学院博雅博士后吴景键、德国马普法律史与法理论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库浩辰、Sandra Michelle Röseler、刘欣然参与讨论。

杜斐教授首先表明，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世界是不一样的，他作为一个德国学者，不可避免带有一些欧洲视角，因此非常期待通过此次活动听到来自中国学者的声音。在此基础上，他系统梳理了法律史与比较法的学科互动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发展。讲座围绕五个方面展开，深入探讨了两大领域的历史渊源、方法论革新及批判比较法与全球法律史面临的当代挑战和机会等，最后提出了研究“规范性体制”（Regimes of Normativity）的倡议。

杜斐教授开篇即指出，法律史与比较法自学科萌芽阶段便密不可分。在传统法学研究中，法学家始终通过历史比较解决现实问题，形成了以萨维尼历史法学派为代表的研究范式。该学派试图构建法律的“普遍语法”，其历史比较方法成为19世纪欧洲法学研究的核心路径。直至20世纪初，传统法学方法论的转型，法律史与比较法逐渐分化为独立学科。

讲座第二部分聚焦20世纪末以来的学术变革。杜斐教授分析了全球化、数字化对学科发展的深远影响：跨国法律实践（如WTO规则、网络法）的兴起挑战了传统国家法中心主义；后殖民理论促使学界重新审视西方中心的研究范式。他指出，这种范式转变催生了新的学术共同体，推动比较法与法律史突破地域和国别限制。

在阐述新兴理论框架时，杜斐教授着重区分了批判比较法与全球法律史的异同。两者均致力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但路径选择存在差异：批判比较法侧重法律移植的权力批判，强调非西方传统的平等参与；全球法律史则借鉴全球史研究方法，主张从时空维度重构法律传播的复杂过程。他特别提到，中国学者张泰苏等人的法律比较实践，展现了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法治话语的早期反思。

针对法律本质的再思考，杜斐教授提出“规范性体制”理论框架，批判传统法学将法律视为独立规范体系的观点，认为应将其置于更广泛的社会规范网络中考察。通过分析拉丁美洲原住民的规范实践，他揭示了既有法律概念对多元治理体系的遮蔽，强调需突破“法律野蛮人”等殖民话语，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知识生产机制。

最后，杜斐教授提出以“规范性体制”替代传统国家法视角的研究路径。该方法论主张关注规范性生产和基于知识的实践，将观察对象从单一法律领域扩展至安全、劳动、权力等多重社会关系领域，通过跨学科方法重构法律史与比较法的知识图谱。

进入讨论环节，参会师生围绕讲座内容与杜斐教授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赖华夏从自己受训于国际法并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跨学科背景出发，提出了三个问题：1. 如何定义机制（regime），如何在全球法律史研究中将法律秩序与非法律秩序结合起来；2.如何定义所谓“基于知识的实践”，如何为这一核心概念划定边界；3.在全球法律史的视角下，将非国家行为体带入到新的概念框架中，如何避免方法论上的局限。李红海认为，目前为止法律史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以欧洲各国结合自己的历史和社会现实编纂自己的法典为主，第二个阶段则以欧陆法向世界的扩散为主。那么法律史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是什么？对此，他尝试提出自己的路径，即通过学者或者法律家的实践，把适应各自社会的外来规范、价值、法律技术与本地规范相结合，对外来规范和本地规范进行批判性研究，从而整合出一套既可进行世界性交流、又适应本民族生活的法律规范，而这正是普通法律师一直以来所做的工作。陈一峰肯定了杜斐教授在超越法律史和比较法研究传统上所作的贡献，并就选择什么样的规范性（normativity）、为何强调基于知识的生产以及全球法律史的未来三个方面与杜斐教授进行了探讨。吴训祥老师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两个问题：1.“规范性体制”的提议是否会使得一些缺乏理论背景的研究者，尤其是来自非处在中心地位地区的研究者面临更多挑战；2.质疑法律的中心地位是否会产生危险。曹文姣就规范性和知识的关联问题与杜斐教授展开了讨论，并提出青年学者在超越学术传统时可能会面临的学术生存等实际问题。吴景键从职业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青年学者在发表全球法律史文章时常常面临法律规范性不足的质疑。李富鹏表达了对杜斐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感谢，并表示在中国全球法律史正被广泛接受，开创新的领域必然是困难的，但是中国的学者必将为全球法律史带去更多的中国视角。最后，章永乐指出，中国正在积极开展涉外法治，在这过程中，法律与区域国别研究可以有机结合，杜斐教授正在推进的全球法律史研究正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期待今后有更加深入的合作。

杜斐教授对上述讨论逐一进行了积极回应。在充分回答了专家们的意见和问题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