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9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青年沙龙第十二讲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体：中国与世界”系列讲座第一讲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C座中外学生活动中心举行，讲座主题为“海洋、陆地与天下之极：从明朝到近代的昆仑说”。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高波主讲，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章永乐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田耕、副教授王娟、助理教授张帆、助理教授张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孙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副教授施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研究部主任孔涛及数十位校内外师生参与讨论。

高波老师首先从“昆仑问题”切入，指出昆仑学说是中国古代地理学说中最具生命力的观念之一，为我们深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提供了重要抓手。早在河洛地中说被典范化的两汉时期，就有了对于昆仑说的探讨，并且后者在近代越发具有活力。他强调，中国古代以天地为背景讨论天下的观念，与西方的“可居世界”概念相对应。通过直接讨论“天下”、“中”而非“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代民族国家视野的约束，聚焦对古代中国文明观的直接研究。

随后，高波老师梳理了昆仑说从先秦至魏晋、两宋，再至明末、近代的历史演变。先秦至魏晋时期，昆仑在《山海经》中被描述为西北方的神山，“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此山万物尽有”。这一时期诞生了“四水分流”学说，认为昆仑是大地最高处，所有河流的发源之地。佛教传入后，其对于河洛中心说产生了巨大冲击，而佛教中的北方须弥圣山与中国昆仑学说中的西方圣山恰恰产生了地理位置上的重叠和文化意义上的共鸣，在《拾遗记》、《水经注》中都开始将佛教中的阿耨达山和中国的昆仑对应起来。但在两宋到明代，随着宋朝疆土的收缩，人们不再能够到达过去被认为是“昆仑”的地点，昆仑说逐渐被义理化为“格物”学的象征，从而诞生了以西北方向为昆仑、天下山脉都从昆仑而来的大地气脉论，实质上消解了其在地理学的意义。明末时期，随着西学东渐、全球地理知识传入，昆仑说重新兴起。中国士人将昆仑视为连接中、印（英）、俄三大文明的交界点，加强了昆仑巨山是多个文明的共同中心的说服力。康有为在近代甚至提出“全球龙脉说”，将昆仑作为世界文明共源的象征，廖平则将海洋与昆仑结合起来提出海洋昆仑说，认为从形势来说昆仑是地中海，为当时的欧洲中心说提供学理化解释。虽然近代以来，随着无限宇宙说与地动观念的传入，以北极为标志的天极观念最终衰落，以七大洲、四大洋为象的全球海陆分布已被普遍接受，但作为观念的昆仑，通过不断的转义与转型，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住了“天下之极”的地位。高波老师最后指出，昆仑学说代表了中国在世界格局变动中重新定位自身的努力，强调文明共源而非多源。近代学者通过昆仑学说调和东西方文明，试图构建一种包容性的世界秩序。此外，昆仑说还影响了地缘政治和国族建构，成为近代中国应对西方冲击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讨论环节，与会师生围绕昆仑说的多维度意义展开深入交流，就“可居世界”与天下观念在统治关系和权力结构上的冲突问题、昆仑作为“人神交界之地”的象征意义、昆仑与都城这两个“极”如何调和、昆仑学说对于消解不同文明边界的贡献，以及游牧和农耕文明在昆仑学说中的关系等进行讨论。关于昆仑与文明边界的问题，高波老师回应称，昆仑具有极大的地理可包容性，如果说河洛说是构想了单个文明内部的关系问题，那么昆仑则是走到文明的边界去探讨和其他文明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等问题，昆仑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文明交汇的象征，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复杂性。

章永乐老师在总结中指出，昆仑说为理解共同体建构提供了重要视角。它既是“天下之中”，也是“天下之边界”，在近代中华民族转型和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希望能够启发对文明互动、地缘政治和全球秩序的重新思考。

撰稿：张昕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