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1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认识‘全球南方’”系列研讨第三讲在国际关系学院C201举行。本次研讨活动邀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费海汀主讲，题目为“俄罗斯‘全球南方’理念初探”。研讨会由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教授主持，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章永乐、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封凯栋、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施越参与讨论。

费海汀老师从俄罗斯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的“东-西”问题切入，回顾了俄罗斯“东方”“西方”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三次“东西之争”及其结果。他指出，俄罗斯的“西方”观念是清晰的、连续的，但“东方”（或非西方）的观念是变化的和不稳定的。“西方”概念最初指向拜占庭，之后则变化为西欧以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代表的欧洲。而东方则可能指蒙古、斯拉夫、欧亚、亚非拉美等诸多区域。俄罗斯的“转向东方”也并非特指转向东亚地区，而是转向以西方为起点的东方，包括中东、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

对于“全球南方”话语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费海汀老师认为，“全球南方”的前身是20世纪50、60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20世纪80年代，“全球南方”的概念开始出现。新世纪后，“全球南方”概念基本稳定，“南-北”也不再按照严格的地理位置予以区分。2018年以来，全球化进程陷入僵局，西方制度暴露出诸多问题，“全球南方”概念再一次兴起。聚焦到俄罗斯，费海汀老师总结了俄罗斯能够动员“全球南方”的五点理由：西方双重标准，西方单边制裁，固有地缘政治思维、不愿与南方平等对话，价值观外交排除全球南方，忽视南方国家的众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国内对于全球南方的理念也形成了四个流派。费海汀老师对四个流派的代表性主张进行了深入分析。

费海汀老师最后指出，当前俄罗斯的“全球南方”理念并没有脱离“东西之争”的底色，依然主要处理的是与西方国家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问题。其“全球南方”的理念也基本上是基于“局外人”的立场对区域外国家进行规划，并未将东欧、中亚等传统“势力范围”划入“全球南方”之中。与此同时，费海汀老师也强调，“东-西”问题是随着时代变化的，“东-西”的缓和在历史上有迹可循，有各种规则、机制、平台和相关案例作为参考，相比之下，涉及“南-北”的全球化问题始终没能得到解决，也没有历史资源可借鉴，并且很多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现实，主要表现为南、北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互相渗透”。因此，“南-北”问题更加值得政治学等学科的长期关注。

在讨论环节，与会师生围绕讲座内容展开了深入交流和讨论。章永乐副院长提出俄罗斯如何界定印度在“全球南方”中的位置的问题，同时也探讨了俄罗斯的“全球东方”的概念及其激发的反响。施越老师分析了俄罗斯“全球南方”理念与精英主义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其缺乏对具体的产业结构的研究与分析。封凯栋老师则关注到俄罗斯自成一体的身份认同带来的难以在“东-西”或是“南-北”之中找到归属的现象。现场旁听的同学还围绕俄罗斯“全球南方”理念的外交维度、研究学者的政治倾向及俄罗斯“全球南方”话语对俄苏革命传统的论述等议题，与费海汀老师进行了探讨。

撰稿：盛华玺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