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自2018年4月成立以来，在北京大学校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研究院在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以五周年院庆为契机，研究院推出“名家沙龙”与“青年沙龙”系列活动，并结合国内外相关学术研讨活动，邀请各个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和青年学者分享他们的思想精华。欢迎校内外师生关注并参与。
1723年6月，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的柯科迪，并在那里写下名著《国富论》。多年后，他被誉为“古典经济学之父”，长期影响着美国及全球的政治与经济理念。真正的斯密是如何成为“美国版斯密”的？哈佛大学社会研究院研究员 Glory Liu 所著的新作 Adam Smith's America 阐述了斯密在美国被接受、运用和改造的历史。
4月21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IAS）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UP），以及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IISS）合作举办了“亚当·斯密的美国：苏格兰哲学家如何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新芽沙龙。本次沙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孔元主持，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章永乐副教授致开场辞。随后，哈佛大学社会研究讲师刘荣耀（Glory Liu）进行主旨发言，介绍她的著作Adam Smith's America。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康子兴、中山大学助理教授赵雨淘、浙江大学副教授张正萍先后进行了评论与讨论。
沙龙开始后，主持人孔元老师介绍了此次研讨的背景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基本情况。之后，章永乐老师在引言人致辞中对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进行了简要介绍，他指出就学术传统而言，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较多关注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亚、中东欧，还有非洲。但当我们审视所有以上这些地区时，却总是不可避免地遇到美国。美国在地理上虽然位于北美，但从力量上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家。近年来，贸易已成为全球政治中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斯密作为自由贸易的象征，总是在这些辩论中出现。因此，章老师认为，研究亚当·斯密在美国的接受史，对我们了解18世纪以来的美国和世界是非常重要的。
讲座伊始，刘荣耀介绍了自己写作的视角——“关于亚当·斯密思想的接受史（reception history）”。目前已有的关于亚当·斯密的学术研究，很多是在重新解读亚当·斯密，以打破人们对之的迷思。但在 Adam Smith's America 里，刘荣耀并没有遵循这种学术路径，而是去关注亚当·斯密的学术思想是如何被接受、阅读和重新解读的。刘荣耀认为，思想在历史发展中会经历人们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创造。研究斯密原本意图以及人们对其思想的新解读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看到一种思想如何逐渐成为经典，并开始具有符号意义。
刘荣耀老师随后介绍了一个整体框架，用以说明斯密的思想在美国如何被传播和接受。她借用了思想家克里尼（Stefan Collini）提出的关于“封圣”（Canonization）过程的模型，用以解释为什么亚当·斯密的思想会在时间的加持下成为经典。
根据“封圣”模型，一种思想成为经典会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思想家的作品是活的资源，会在重大的社会讨论中被引用。第二个阶段，这种思想开始形成流派，并有了自己的追随者和反对者。大部分思想只经历了前两个阶段，只有极少部分到达了第三阶段，即思想成为权威，思想家的象征意义似乎大于了其实质的思想内容，作者成为了一个图腾、一个可识别的形象，用以区分信奉者和反对者。最后一个阶段，作者被“封圣”并成为经典。虽然其作品可能与当前的社会并不直接相关，但他们仍被认为已成为了经典，或者成为了纯粹的学术研究对象。
克里尼的封圣模型提供了一个粗略但有用的模式，可以解释斯密如何、以及为什么以一种狭隘的方式被推崇为经济学之父。
第一阶段，斯密作为活的资源。亚当·斯密的著作被美国的开国者们广泛接受，一批政治界和思想界的精英都认为斯密的作品为人类启蒙做出了贡献。《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被广泛地阅读和传播。到了19世纪中期，那些有机会撰写评论或运用斯密思想的人可以被分为斯密的信奉者和批评者两类。这也是斯密思想接受史的第二阶段——创造流派。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制度化，《国富论》成为学科标杆。对斯密的支持声和反对声在19世纪一次又一次地响起，这些追捧和批判将斯密引向了“封圣”的第三阶段：创造知识权威。根据克里尼的说法，当一位作家在更普遍的文化术语中成为一种象征或传统的一部分时，就可以说他已经成为一种权威。因此，直接的政治辩论往往会引用作者，作者的权威度能够支持或反对他们的看法。对斯密而言，这一点在19世纪最后25年关于关税是否公平的辩论中表现得很明显。今天的斯密思想处于四阶段中的最后一个阶段。上世纪以来的对斯密思想的重新解读，让我们看到斯密既不是芝加哥学派式的经济学家，也不是毒瘤资本家或是政府不干预的盲目鼓吹者。许多学者致力于从所谓的“斯密的滥用”中恢复斯密的想法、本来意图和声誉，这些尝试造就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斯密学派。
刘荣耀老师进而讲述了研究斯密学说在美国的接受史所能给人们带来的启发。第一个启发：重新思考作为学科的政治经济学。不同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塑造了人们关于经济的各种看法。第二个启发是对斯密思想复杂性的重新思考。第三个启发则关于斯密的特别之处。刘荣耀认为有一件事让斯密与众不同，那就是他非常小心，有时甚至谨慎到了乏味的地步。另一个使斯密既独特、又特别容易被误解的原因是，斯密有时确实是矛盾的。那为什么我们总是回到斯密？是什么让他的著作经久不衰？现在，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斯密的意义和重要性是由他的读者过去、现在和未来形成的。
圆桌讨论环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教授、亚当·斯密的研究者康子兴首先对刘荣耀老师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并提出了两个拓展维度以供思考。他指出，刘老师在书中展示了许多美国精英对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解读，以及斯密对美国政治、经济、语言的影响，但他们对斯密对经济以外的问题、比如美国革命的讨论，是如何看待的，此类问题在美国国内是否引发了一些回响。第二个问题是2008年金融危机对于人们观念的影响，这场危机挑战了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上的权威，自此之后，人们如何看待斯密？对于第一个问题，刘荣耀老师回应道，在她的研究中尚未发现很多关于斯密关于革命的思想被革命者所利用。这可能是因为斯密的观点在当时被认为是相当激进和相当危险的，因为独立还远未成为定局。关于金融危机的问题，刘老师表示她在书的结尾进行了一些推测，人们转向斯密，将他的道德理论与他的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以理解为什么斯密可能认为高度的经济不平等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是因为不平等扭曲了我们的同情心。
浙江大学历史学教授张正萍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这本书进行了评议。结合自己对亚当·斯密的研究，张正萍老师讲述了美国人接受亚当·斯密的背后可能有的三个故事。第一个关于美国1776年以来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崛起，以及在崛起过程中与英国、苏联和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竞争的历史。第二个故事关于重新发现斯密的过程，斯密的其他作品如《道德情操论》和《法理学讲义》，以及《哲学论文集》、《修辞学和文学讲义》等，自1970年代以来获得了新的认识。第三个故事是对于亚当·斯密作品的重新理解。后来的斯密学者不得不面对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亚当·斯密问题”以及芝加哥学派的斯密形象所提出的巨大挑战，重新回到斯密的思想语境中阐释他的思想遗产。
中山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赵雨淘从政治和理论逻辑两个维度对本书作出了评论。赵雨淘老师认为，将斯密进行意识形态化解读的政治原因值得进一步的解释，比如我们可以追问：芝加哥学派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获得影响力的政治背景是什么？赵雨淘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我们可以把芝加哥学派的兴起放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崛起，新自由主义政策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干涉主义的替代品增强了美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更重要的是，美国工业，包括制造业和金融业，从全球自由市场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要美国从新自由主义中受益，美国人就会受制于芝加哥学派的权威。只要美国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力量，美国对斯密的理解就将塑造全球斯密学术讨论。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即使全球的斯密研究非常丰富，它的过去和现在都集中在美国议题的辩论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亚当·斯密永远是美国的亚当·斯密。“世界的斯密”也总是受到“美国的亚当·斯密”的影响。同时，斯密式经济学及其政治和道德含义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被研究。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斯密式经济、道德和政治哲学之间是否存在紧张关系。
（原文载于普林斯顿读书汇公众号，本文有部分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