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9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英杰交流中心星光厅成功举办主题为“早期文明的起源与演变”的博雅工作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多所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们济济一堂，从考古学、文献学、艺术史等视角就上述主题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并展开深入讨论。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指出，本次研讨的主题特色鲜明，是关于文明起源的议题。当今世界中的种种现实问题，其背后都有相关的历史渊源，我们要擅长挖掘现象背后的文明、民族、认同等深层次议题，将其纳入学术讨论的范畴。他表示，本次会议老中青三代学者同堂，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早期文明研究这一领域薪火相传，希望有更多年轻学者参与到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学术活动中，推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颜海英教授主持上午时段发言，她介绍了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的历史、成员和研究领域。古东所在外国语学院时曾主办过多次大规模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过多位海内外名家，转到历史系后也召开了包括诠释学在内的多次研讨会，现有研究覆盖亚述学、埃及学、艺术史等多个领域。研究所未来希望在早期理论研讨的基础上开展案例研究，特别是与中国早期文明的比较性研究，同时促进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学科建设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曾主持二里头考古工作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许宏研究员指出，学者不应画地为牢，应当具备全球史的研究理念和视角，其研究应当有助于全球文明史的建构。许宏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史，指出文字材料的缺失是研究早期中国所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他将中国古代文明史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满天星斗”的邦国时代，始于仰韶和龙山文化，以二里头文化为节点；之后是“月明星稀”的王国时代，始于夏商周三代王朝时期，以秦王朝的统一为节点；最后是“皓月凌空”的帝国时代，涵盖了从秦汉到明清的历史时期。许宏研究员认为，二里头文化不仅开创了后世诸多制度的先河，例如礼乐制度、宫室建筑制度和都邑制度等，更是华夏群组从多元走向初步一体的节点。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青铜文明的传播脉络是清晰的，二里头是其东传中的重要一环。在距今3700年前后，东亚大陆融入了欧亚青铜潮的大系统，古代中国由此与世界紧密相连。因此，学者必须放开视野，才能看清中国青铜文明和早期国家的产生过程，由此才能深化我们的认知和研究。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郑岩教授指出了中国史前艺术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现有教科书对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理解滞后，概念陈旧，并缺少历史意识等。他提出，史前艺术史的写作框架应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进一步发展艺术的概念，不只是局限于特定的器物造型和纹样，而是关心更为广泛的物质性、空间性、视觉系，注重所有人造物的材质、技术、语言的发展变化；二是注重观察各种艺术形式、艺术语言起源的意义，将作品的形式、功能、观念等方面关联起来；三是超越大一统的观念，探讨史前艺术的区域性、阶段性、多样性。此外，艺术史学者应当具有比较的视野，关注其他文化的史前研究与早期艺术史写作，也应关注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途径，形成对材料的全面解读。
在古文明诞生之初，文字系统的萌芽是关键的一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拱玉书教授以著名的苏美尔泥板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王》为开头，讲述了两河传说中的楔形文字起源。相传乌鲁克国王恩美卡派使者出使伊朗山区的阿拉塔，当他想要向阿拉塔王传达其话语时，发现使者无法一字不差地复述，因而将文字刻在了泥板上。这一传说是古代文明中常见的“英雄造字说”的体现，说明两河最早的文字具有三个功能，一是助记功能，文字帮助人们记忆语言中的主要成分，供阅读者根据上下文作出解读，乌鲁克的早期文字便是如此，只有关键词，主要是提示性的；二是记录语言的功能，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可视化；第三个功能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流，这是文字最主要的特征。此外，拱玉书教授还提到了有关文字起源的其他说法，例如考古学家所主张的陶筹变文字说和印欧起源说等。他指出，陶筹起源说改变了图画是文字先驱的观点，说明实物也可能演变为文字，中国考古学家可以借鉴美索不达米亚文字起源的研究，发现新的线索。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以苏美尔古城埃利都出土的泥舟为起点，讲述了早期文明诞生的环境如何塑造人们的信仰与艺术形式。贾妍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资源极度匮乏，地表除了水、泥土和芦苇几乎一无所有，因此无法找到早期文明中常见的岩画等艺术形式，相反，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艺术形式以泥塑为主，也就形成了特殊的“没有石器的石器时代”，因此这只泥舟便代表了两河流域最早的艺术范式和类型。泥舟发现于苏美尔最早的遗址——埃利都，在苏美尔的洪水故事中，此处是人类的第一座城市，由水神、同时也是造物之神的恩基所掌管，而滚印中的恩基神常以乘坐小船的形象出现。因此，泥舟的原型——芦苇帆船不仅是古代苏美尔人生活中的必需交通工具，也与神、国王和神庙仪式产生了联系。她认为，在对古代文明进行研究时，艺术的界定始终是难题，我们应当将其放在整体的文化或历史语境中探讨，不应忽视其背后的物质文明，埃利都的泥舟在某种程度上集中呈现了文明从将生未生之时到诞生之后的时代印记，因此可作为我们一窥两河文明起源的引子。
中央美术学院的黄庆娇老师以埃及前王朝时期希拉康波利斯100号墓中的暴力图像作为个案，探讨了古代埃及国家和王权的起源问题。黄庆娇老师提出，希拉康波利斯100号墓中的暴力图像是前王朝统治者表达权力的一种图像叙述，是古埃及暴力图像早期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在古埃及的前王朝时期，文字还没有成熟，图像因而成为了表达权力的主要方式，早期的统治者对暴力图像进行了筛选，形成了包括国王抓打敌人在内的许多经典图式。这些图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向标准化和经典化，其载体也由陶器和壁画转变到调色板和装饰刀柄等器物上。在进入早期国家后，暴力图像周围产生了铭文，用于记叙国王的军事征服活动，起到宣扬王权的作用，而随着古埃及文字的不断成熟，暴力图像日趋简化，铭文成为了记叙的主角，最终形成了一种表现埃及王权的独特的视觉语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的温静老师则从努比亚的A部族与早期埃及的诞生入手，进行了文明起源模式方面的探讨。温静老师指出，学界一般认为埃及和努比亚是中心—边缘的发展模式，这是以埃及为中心的视角，可能并不符合实际历史，对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显示，在埃及的涅伽达文化扩张的阶段，努比亚的A部族文化也是在扩张的，且陶器上图像的传播是自南向北，与惯常认知的文明从埃及传播到努比亚不符。温静老师认为，早期埃及与努比亚的A部族之间很可能是资源互补的竞争模式，努比亚是东北非洲最富饶的地区，农业、渔业、畜牧业发达，矿产资源丰富，A部族将原材料出口至埃及，从埃及换回手工业品，但同时由于A部族缺少武力诉求，在竞争中失败，最终被崇尚暴力的涅伽达文化所征服，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在下午时段发言中，中央美术学院薛江博士介绍了自己对藏式铁柄牦牛纹铜镜及其纹样传播路径的研究。他认为，西藏牦牛博物馆的馆藏铜镜与其它三枚藏式带柄铜镜属于同一个系列的产物，这些藏式带柄铜镜的形制受到了来自中亚草原游牧文化的带柄铜镜的影响，镜背的饰纹受到来自西北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纹样影响，同时形成了属于本地特征的纹饰，例如牦牛纹样等。他指出，在材料上，藏式铜镜受到了来自欧亚草原或我国甘青地区金属冶炼技术的影响，工艺则受到了本地岩画的制作工艺的影响。基于此，可以判定铜镜的年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为西汉末年。青藏高原的先民们当时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成功地掌握了青铜和铁的冶炼与铸造技术，创造性地形成了属于本地的独特带柄铜镜的形制和纹饰图式，并开创性地形成了属于本地的以“点珠工艺”为主的表现手法，从而形成一种属于青藏高原独有的带柄铜镜样式。
北京建华实验学校的董晶老师以希腊化时期的图特神崇拜为范例，探讨了希腊与埃及在文明演变期的文化融合。图特神是埃及的文字、语言之神，同时也是魔法之神，在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后，埃及传统的阿蒙神信仰逐渐式微，民间对图特神的崇拜却盛极一时，其组织形式呈现出希腊化的特征，即借用了希腊的“私社”形式和社条，但崇拜的对象仍是埃及的神祇，并保留了埃及传统的节日和庆祝活动。图特神信仰也因此得以流传，并与古希腊哲学相结合，从而影响到古典时期乃至中世纪的赫尔墨斯主义的形成，使古埃及文明的诸多元素得以跨越数千年而留存至今。
在当天工作坊期间，与会专家还就埃及王权的表现形式、不同文明的起源模式、文字的演变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讨论。（供稿：刘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