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为中国移民抵达秘鲁170周年。4月17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新芽沙龙第四期“中国与秘鲁：16世纪的跨太平洋交流”在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206教室举行。秘鲁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文化活动家费尔南多·岩崎（Fernando Iwasaki）受邀做主旨演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董经胜担任评议人。沙龙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于施洋主持，来自秘鲁使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嘉宾和学生参加对谈。

费尔南多·岩崎表示，对新大陆殖民地的史实研究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激动人心又消耗精力，至今未完成。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将目光仅限于这片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事实上，当我们在分析一个地区的时候，许多我们认为该地固有的现象其实在一些其他地区也是相同的，然而他们之间的地理区隔常让我们难以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鲜有人想到，早自16世纪起，秘鲁就已开始与中国、日本这两个遥远的国度建立往来。

在刚刚建成的利马城中，中国商品多处可见，讲述东方旅行轶事的书籍十分流行，还有靠岸船只宣传着菲律宾的财富。同时，传教士们在日本歌颂着自我牺牲，许多传教经验丰富的宗教团体抵达东方并在那里定居，这些首批来到中国、日本的秘鲁人的姓名也开始出现在人口普查的记录中。于是我们知道，对于秘鲁这个贪婪又存在着腐败与分歧的社会来说，位于世界尽头的东方并未在秘鲁的野心与梦想中缺席。

与此同时，利马和波托西铸币厂产出的银币在马尼拉流通甚广：在澳门被葡萄牙当局查收；在长崎出现在耶稣会的保险柜里；在中国被文人雅士珍藏起来。中国和日本的军人很清楚秘鲁的财富有多少，他们仍清晰记得当初印加帝国为了让西班牙宗教人士和大使们打消征服的念头而献上财宝的事情。而四百年之后，太平洋两岸仍保持了特殊的内在联系。

在1985到1991年间，费尔南多·岩崎花费大量时间在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查看这方面的档案记录。大部分秘鲁历史学家从未查阅过这些文献，因为那些来到塞维利亚呆上几周或几个月的研究者没有足够的时间与资源去深入阅读这些与他们所研究主题无关的陌生资料。而我就这样沉浸在菲律宾的检审庭文件中，深陷于亚洲传教士的信件中。我尤其喜欢看总督和墨西哥商人们的控诉以及中日两国耶稣会士的抱怨。他们表明了宗教团体与殖民政权勾结的事实，而这些人总是乐于促成这种非法行为。

1992年，费尔南多·岩崎在曼弗雷出版社的作品集中发表了其研究成果——十六世纪的秘鲁与远东。这部作品提到了那些违反跨洋贸易禁止令的走私航行。由于文献中相关信息十分琐碎，重现黑市的贸易之路并不容易。尽管如此，寻找信息的过程让我得以跨越了古老国度的国境线，而且在我徜徉于塞维利亚、马德里、罗马、东京、里斯本、伦敦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做研究的每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的身影总是如影随形。

在当天的演讲中，岩崎教授围绕中国与秘鲁之间第一次跨洋交流讲述了“瓷器与丝绸之间的大炮”、胡安·德门多萨的《中国纪行》、“在中国、印度、日本流通的秘鲁银币  ”等故事，指出尽管距离遥远，通信技术尚不发达，但那时的世界已然是一个整体。区域研究总是会忽视某个事件的全球化影响，因为它只分析某个地区，只关注某个区域，而忽视了全球视角。为了重塑这段历史，我做了大量的研究，收集了不同档案馆、不同语言、来自不同渠道的大量资料。没有这些的话，是无法全面展现出十六世纪秘鲁在太平洋上的影响的。

当天，岩崎教授还与参加沙龙的秘鲁驻华使馆代表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围绕上述话题进行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