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上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区域国别学新视野”系列研讨第一讲“快速工业化，全球化和‘新全球化’：理解当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几次转变”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C105举行。本期研讨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封凯栋主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雷少华主持。

首先，封凯栋老师介绍了“组织性”和格申克龙的危机驱动系统转型两个核心概念。前者是创新活动的本质特征，是理解中国工业企业和产业组织方式的关键，后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工业发展模式的几次结构性转型。封老师指出，福特式生产模式存在“脆弱性”，外部的要素市场、劳资纠纷、国际关系等都会对大规模生产体系带来冲击和影响，这促使现代工业体系发展出组织性。同时，技术创新活动也需要组织性和强交互性，表现为企业内和企业间不同分工环节的互动。在现代分工体系中，由于各方在组织上是区隔的，而彼此的创新活动却需要对方的信息才能完成，这就使得各方需要在创新过程中持续地交换信息，否则创新竞争就如同“拆盲盒”，失败率过高，导致市场机制失去最基本的效率。

接下来，封老师结合多个企业实例分析了中国工业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换技术”时代、再到“自主创新”时代以及当下强调“新型**制”的新时期几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封老师指出，在计划经济阶段，行政指令替代组织性协调，企业要服从“五定五保”的安排，缺乏自行开展“组织化”互动的空间。封老师以格申克龙的理论解释了1978年“七八计划”外汇支付危机驱动的结构性转变，即中国工业走向“市场换技术”、建立合资企业的过程，并阐明了全球化和“市场换技术”对中国工业的两重影响——在制造生产上的“组织化”和技术活动上的“去组织化”。其结果是，“市场换技术”企业成为跨国企业全球生产体系末梢制造环节，没有实质性的重要技术和产品革新，没有积累能力，也没有形成积累能力的机制，因而未能挽救当时中国的国有工业。封老师同时指出，市场化改革为“自主创新”提供了条件。他通过分析“自主创新”企业的特点阐明了“自主创新”企业与“市场换技术”企业的核心区别在于技术活动组织权的归属，前者通过构建工程师主导型的组织主导了技术学习过程。“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回答了单个企业如何从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脱嵌、形成自主的技术学习体系的问题，并推动了中国工业战略在2005年左右的结构性转型。然而，由于人们未从系统性视角出发去审视国家创新转型过程中的产业战略问题和企业战略问题，这一阶段国家并未充分培育起工业系统中的组织性，并未为这些自主创新企业崛起提供充分有利条件。因此，转型并不彻底。这一情况在美国对华实施技术出口管制和产业链脱钩中暴露无遗。美国通过切断技术供应和技术联系压制中国的创新发展，暴露出中国在部分产业领域存在“技术短板”和“细脖子”，其根源在于中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企业嵌入到由外方主导的全球性产业链/创新链上，缺乏创新“组织性”的主导权，本土产业共同体未能形成有效的创新互动机制。封老师指出，在外部压力和中国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转型的内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亟需推动系统转型。对此，封老师认为只能通过政府也就是非市场力量的介入来解决，即国家推动市场主体集体行动来解决阻碍本土创新“组织化”协作的瓶颈并形成本土市场主体面向前沿创新的组织协调机制，而这也是新型**制的核心要义。在这样一套机制形成后，政府“有形之手”就可以逐步退出。

在讨论环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雷少华就产业政策、“**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内容与封老师进行探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章永乐认为，剖析中国产业构建自主体系的原理，对于理解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很大的启发，并为研究世界上其他区域与国家的产业体系与霸权的支配体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照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昝涛指出，中国学者对本国历史经验的研究完全可以延伸到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启发深入的比较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可以从与本国研究的互动和对话中获得进步。与会师生还就“发展型国家”兴衰、新型**制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作用、产业升级、新能源汽车等话题与封凯栋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

撰稿：杨珂萱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