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31日，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第45期新芽沙龙。本期沙龙主题为“什么因素影响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方向？——从美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辩论谈起”。沙龙邀请到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担任主讲人，由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章永乐担任主持人。此外，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殷之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雷少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殷之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系教授昝涛作为与谈人参与讨论。
高柏教授分析在美国历史上的与区域国别研究有关的三次大辩论中，对外政策，学科和研究对象国的价值体系这三个变量如何影响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方向。
第一次辩论发生在我族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之间。从起源上来看，区域国别研究既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产物，也是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对外政策的产物。启蒙运动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区域国别研究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它一方面主张理性主义、推动从宗教向科学的转变，并积极呼吁社会进步，但另一方面也代表着线性的历史观与我族中心主义，视欧洲与其殖民地为文明与野蛮的代表。在20世纪20-30年代，我族中心主义遭受到文化相对主义的挑战。文化相对主义凸显研究对象国的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强调从该文化本身的视角去理解当地人们的行为，而不是处处把它与欧洲传统进行比较。文化相对主义对区域国别研究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它把研究对象国的文化整体性在美国的大学里制度化。从那时开始一直到冷战结束，要想进行区域国别研究，当地语言、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都是必修课，区域国别研究也因此被称为跨学科研究。
第二次辩论围绕现代化理论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段时间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现出经验性、实用性、综合性的特点。而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现代化理论是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共享的一个有巨大影响的研究范式。现代化理论与19世纪我族中心主义一脉相承，以传统与现代两分法看待欧美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对美国战后30年的区域国别研究有极大的影响，大多数对于外国的研究都在这个研究范式下进行。从50年代开始，行为主义对区域国别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一方面把对外国政治的研究重点由政府等正式制度转向政党，选举和利益集团等新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发展出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定量分析方法，正面挑战区域国别研究中使用的田野调查，认为这种研究无法发展超越一国的普适性的理论。基于对拉美深入的研究发展出来的依附理论挑战现代化理论的传统对现代的两分法，指出拉美国家并没有像现代化理论预测的那样从传统的政治体制向民主迈进，而是出现官僚威权主义。此外，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都拒绝现代化理论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做法，认为无论是殖民主义的后果还是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出现，都在世界经济中制造出一种结构条件，使得发展中国家处于严重的被剥削的不平等地位。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也直接批评行为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民主政治范式下的多元主义，把对国家的研究重新带回美国的社会科学中。
第三次辩论围绕后冷战时期理性选择理论展开。受冷战结束后“历史的终结”心态影响，研究美国选举产生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立场是未来政治学的主要理论内容就是关于民主政治的选举。与现代化理论相似，理性选择理论也是要追求社会科学的大理论，但是它对待区域国别研究的态度要更加严厉，因为它的主张者认为冷战结束后已经不再有现实的需求再去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理性选择理论主张社会科学的理论应该不受具体时空条件的影响，即使研究外国，它也更加重视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等分析工具，而不是语言、历史文化。而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们则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常规的理论建构过程就是对观察的现象背后的规则进行概念化并验证。他们同意，虽然自己对其它文化进行研究时必须掌握相关的语言并学习历史，对研究对象进行参与式的观察，并以当地的视⻆理解该文化，但是这样得来的知识从其整体而言是很难把它传递给文化环境完全不同的受众。社会科学的作用就是提供传递区域国别研究结果的概念和术语。然而，他们理解的社会科学理论是把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进行归纳式的概念化和理论化，而不是像理性选择理论主张的那样，把基于美国经验的理论以演绎的方式用于关于他国的分析中。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社会科学的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冷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吸收了大量的外国留学生，他们很多在毕业以后回到自己的祖国。这些外国学者既赞成文化相对主义，也接受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流程，学术规范和论证方法的系统训练，同时又在田野调查上具有外国人很难相比的人脉以及对国情的了解深度。这既打开了美国学术界跟海外区域国别研究专家合作的新渠道，也开始了一种新的区域国别知识的全球化生产过程。另一方面过去区域国别研究中使用的研究方法也已经广泛渗透主流的社会科学。比如社会学的主流杂志过去一直被行为主义的定量研究方法主导；但是如今区域国别研究里常见的研究方法，诸如深度访谈、文本分析、个案研究、历史比较，经常在美国社会学主流杂志中占有半壁江山。
在总结部分，高柏教授提出了三个对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具有启示性的观点。一是区域国别研究一直受那些试图把握世界格局变化的本质，具有宏观视野的研究范式的影响，这是因为区域国别研究是当一个大国各方面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扩张，出于对外部世界了解的需要而展开的。该国的社会科学无法回避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本国对外影响力的增长在世界史层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本国要主导的或者本国希望的理想国际秩序是什么。尽管区域国别研究的许多研究问题集中在单个国家的具体现象，但是仍然需要借助解释力超越一国的理论，才能把握人类历史的同时代性，和单一国家的具体现象与整个世界格局之间的关系。二是要警惕我族中心主义，尊重研究对象国文化的整体性，不仅要学习当地的语言，也应该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田野调查时，更要注重从当地文化的视角去理解当地人的行为，避免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三是要意识到西方国家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它不仅有体现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化理论这些主流理论，也有反对这些主流思想的各种理论流派，而且这些反主流思想流派利用的思想理论武器仍然是来自西方。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科学已经发展出一整套的研究流程，学术规范和论证方法。这种思想流派的多样性和研究方法的齐备使美国在区域国别研究的领域对其他国家有巨大的影响力。
最后，高柏教授就争论的本质进行了总结。首先，美国历史上三次辩论争论的根本不是要不要社会科学理论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理论，或者基于哪些国家历史经验形成的理论的问题。任何国家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以总结本国的历史经验为主，因此关键不在于理论是否有用，而是在于理解它的界限在哪里。其次，争论与提出研究问题的对象不同直接相关。区域国别研究更多地受外交政策的驱动，这个领域学者提出的研究问题，往往是具体的、针对一国的；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主导下提出的问题则更关心发展理论，因此提出的研究问题往往更抽象。最后，关于方法论的争论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使用何种研究方法取决于研究问题的类型。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需要的知识永远不只是一种，而是多种。因此，区域国别研究不可能被一种研究方法垄断。 各种研究方法对一个国家不同的知识积累都是重要的。
在讨论环节，各位与谈人分别就高柏教授的讲座分享了体会与思考。
殷之光教授就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本土特色、边界意识、自主意识进行了发言。首先，任何一个国家从事区域研究都有非常强的本土性特色，这与研究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也是研究的价值所在。其次，清醒的边界意识能够对我们克服或者超越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目的论局限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外，自主意识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在辩证的、动态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多样性，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理论性问题。
雷少华教授对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应该警惕落入殖民主义的话语陷阱；其次，应避免落入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框架；最后，我们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应该将普遍性的理论和多样性的研究结合，这是区域与国别研究中一个非常困难但也是必须做的事情。
昝涛教授从历史的、比较的视角对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进行了讨论。首先，广义上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历史相当久远。从国外来讲，在欧洲早期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东方学传统可以被视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起点；从国内来讲，我们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经验可以追溯至解放前甚至更早。第二，作为关注现实的学科，区域与国别研究难以避免地受到自身经验与身份的影响，但是我们需要去理解它的界限。与美国相比，我们在进行区域与国别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一方面我们需要对我族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反思美国式普遍主义的影响。第三，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化方面，中美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没有将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化，而是将其置于传统学科架构之内，而我们则是相反。因此，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即该学科在大学里的生存问题。
针对上述观点，高柏教授进行了回应和延伸。他认为，当前，将区域国别研究设定为一级学科是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保护。当前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成为一级学科之后，区域与国别研究发展和其他传统学科发展之间存在哪些学术上、知识上的联系，以及如何保持这种联系。
供稿：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张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