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丝绸之路研究已在国内成为显学，在国际上也日益受到重视。2019年3月8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主题为“丝绸之路与区域研究”的新芽沙龙，邀请国际知名科学家、教育家，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教授与学生交流。张教授回顾了欧洲早年的“东方学”以及美国20世纪后期的“区域研究”，批判性地检视其经验和绩效，并结合自身行走丝路的长期观察和体认，分享对学术前沿发展的理解和思考。

张信刚指出，丝绸之路听上去像是一条笔直的或者单一的一条路，实际上它包括四个不同的交通通道。第一个交通通道是欧亚大陆北方寒带的人们所使用的。欧亚大陆最北是北极，以此往南是无法居住的冻土区和难以通行的森林区，再往南是宽度达两百公里、东起大兴安岭西至乌克兰黑海北岸的大草原。草原上只有灌木和草丛，少有崇山峻岭，人类早期的往来可能就是从使用这条草原之路开始的。从草原再向南，进入纬度低一些的温带，这里温度和降雨量都较高，适宜人们定居和种植。在这里有一条绿洲之路，连接着陆地和沙漠之间的诸多城市。今天人们所说的丝绸之路基本上就是指这条路，也即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除了东西之间的交往，南北间交往也促成了交通网络。比如居住在温带和热带的人之间的往来，包括从中国关东地区到云贵川地区再向缅甸、孟加拉延伸的南方丝绸之路，三国时代孔明七擒孟获走的就是这条路。早期近海的人们往来通常使用船只，由此形成了靠近沿海线的丝绸之路。公元前三世纪左右，亚历山大之后的埃及被希腊人控制，希腊人发现可以从红海进入印度洋，并且发现印度洋的风有半年是从南向北吹，有半年是从北向南吹，这就是季风，也被称为“贸易之风”。此后，海上的交往就不再局限于沿海岸线的船只往来，而是借助季风通过海上之路前往更远的地区。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南方之路和海上之路共同构成了丝绸之路的交通网络。

公元前一世纪，西汉的张骞从长安走到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700年后，玄奘西行，进一步提升了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再过700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从家出发前往麦加朝圣，途经44个国家，旅途长达75000英里。玄奘和伊本·白图泰两人回国后都将旅途所见记录下来，分别命名为《大唐西域记》和《伊本·白图泰游记》，两本书为后人了解丝绸之路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信刚教授表示，区域研究产生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其向前追溯应该叫做东方学，我们今天对世界史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欧洲近两百年来在东方学领域的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六个方面的成就：埃及学的建立；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探索；对印欧语系的探索；印度和古文明的发现；草原帝国的发现；丝绸之路的重现。

尽管东方学的贡献巨大，但在20世纪中叶美国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后在与其他国家交往时发现，很多领域都缺乏相关人才。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与美国多所知名大学共同创建了区域研究学科，致力于培养一批对某个地区的风俗、民情、法律制度、社会状态等都有所了解却并不精通某一领域的人才。尽管这种培养理念最初不被一些学校所接受，但随着时代发展，区域研究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

有人认为，区域研究培养出的人才样样通却样样松。对此张信刚教授指出，这样评价并不科学，但对从事区域研究的人来说，也应像王维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样，在知识的光谱中，要有一门知识是非常精通的，同时对其他相关知识也要了解，即“you know everything of something, and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区域研究的角度是非常广的，研究方式也是多样的。比如分析中国、印度、伊朗经历的现代化过程以及三者各自的文化特质。中国可以被视为一个持续的文明体，它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个帝国。从《左传》、《春秋》等一直到儒道佛的信仰，不管处于什么政权管理下，这个文明体几千年来都是存在于长江、黄河、珠江流域这片土地上的，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印度可以被看作是多次脱胎却没有转变基因的宗教社会，印度生活每一方面都脱离不了宗教，印度人的宗教情结也非常强。伊朗与前两者又不同。波斯一直都是亚洲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东边，它很快学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与中国相似，波斯有农牧二元性，游牧生活与农业生活共同存在于其文化中，但其主要特色是一个心智的帝国，其对人类思想的影响非常大。比如琐罗亚斯德宇宙观、马兹达宗教、太阳神米特拉崇拜、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拜火教）、景教（基督教东方教会）等对世界宗教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公元650年之前伊斯兰教没有真正进入波斯，但650年后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大军消灭，波斯人全部改信伊斯兰教。今天有约98%的伊朗人信伊斯兰教，然而，伊斯兰文明中涉及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等科学著作虽然是用阿拉伯文写作的，但作者的家庭背景却都是波斯人，阿拉伯世界很多的制度也都是波斯的延续。可以说阿拉伯人从宗教上同化了波斯人，但波斯人却从制度上和思想上同化了阿拉伯人。

对于学术价值与功利主义的关系，张信刚教授认为，如同历史上很多东方学学者一样，今天中国的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既有服务于某个目的的需要，也是出于自己对学术的热爱和对真、善的追求。正如《尚书》中所说，“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如果只是将区域研究作为一个惟目的性的学术手段，而不去追求真正的真、善、美，那结果很可能是学术没有追求到，目的最终也没有达成。

以法国为例，法国最早的大学是索邦学院，其建立是为教会服务的。弗兰西斯一世时，欧洲文艺复兴肇始。弗兰西斯一世认为学院太过功利主义，只为教会服务而不是真正做学术，因此他在索邦学院附近新建了法兰西学院，鼓励学术研究的创造性。此后，欧洲人的科学探索及创造进入了鼎盛时期：15世纪的天体论、解剖学；16世纪的双栏记账法；17世纪的万有引力和微积分；18世纪的细胞学、生理学、蒸汽机；19世纪的进化论、电磁学；20世纪的量子论、相对论等等。然而同一时期，东亚国家在相关领域的贡献却很少，是因为经济实力不足，还是因为缺乏人才抑或是别的原因？这的确值得从事区域研究的人思考。

张信刚教授表示，在新的时期要重新看待新丝路，从而产生一些新思路。中国既是内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中国也是一个除了煤之外能源短缺的国家，需要大量进口能源，这就令中国的能源战略必须兼顾海陆运输和陆路运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海运路线上，尤其是在具有战略地位的地区需要与海洋强国周旋，确保通航的权利。在“大中亚”陆地，中国也需要与相关国家合作互利，让“新丝绸之路”稳定安宁。

针对新丝绸之路与区域研究，张信刚教授最后提出几个思考问题。一是目前国人对于丝绸之路的认识明显不足，相关领域的人才也较为缺乏，推行“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加快人才培养。二是有些被认为是中国“天然伙伴”的国家，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也不足，之所以加入“一带一路”可能是出于某种需要，但同时却又带有一些戒心。三是目前的项目以海港、飞机场、铁路公路、发电厂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但现在中国与世界已经进入了网络经济时代，可以多增加一些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电子商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合作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