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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研院举办“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内在困境及其超越——基于思想史的视角”青年沙龙

2025年11月21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青年沙龙第十八讲暨“共同体:中国与世界”系列讲座第五讲在燕南园66号院二楼会议室举行。本次沙龙邀请到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琪主讲,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章永乐主持,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张翔,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袁剑,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李派,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单嗣平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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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现场

章永乐副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沙龙的研讨背景。历史上,兴起于西方的民族主义通过对外殖民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展,其中诸多没有经过充分反思和批判的思想观念影响实践,导致了当前的诸多纷争,因此需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内在困境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而对其实现超越。

刘琪研究员首先追溯了西方民族主义诞生的历史背景。她将民族主义视作一种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深刻影响了现代人认知世界和想象世界方式的知识构型。民族主义理论则需要追溯到西方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浪潮,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后,世俗国家的主体性得以确立,也不再需要依附于上帝获得价值和意义。

刘琪研究员剖析了西方国家内部典型的几种民族主义及其理论困境。民族主义被认为有法国与德国两种原型,前者被称为“公民民族主义(civil nationalism)”,后者被称为“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法国的“公民民族主义”发轫于“杀死国王”之后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其成员探索出了一种个体基于自由契约联合而成政治共同体,并将永恒的意义附着于这种共同体之上。

德国的“族裔民族主义”突破了法国民族主义的个体价值本位,将个体与民族进行了“关系的倒转”。德国的民族主义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强调不同民族的特殊性、使命感和本民族的优越性,二是强调情感而非理性的作用。在德国民族主义中,只有把个体的生命融入到这个民族伟大事业中才能获得价值。民族从本应是维持个体价值的一个共同体,变成了需要个体牺牲自我利益甚至是生命才能够去维护的共同体,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也就达到了顶峰。这种民族主义也成为后面德国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起源。

而美国将这两种民族主义原型进行了混合,呈现出“外法内德”的色彩。在建国之初,美国借用法国式的民族主义并且将其推演到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为美国人营造了一个理想般的国度,即所谓的“山巅之城”。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美国不得不承认文化多元性仍然存在,国家意象也从“熔炉”变成“沙拉碗”。直至今日,文化多元主义也宣告失败,美国民族主义存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表面倡导多元融合,实际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的问题。

从整体来看,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也受困于整体西方现代思想的困境,即“神学幻象”。西方思想总是试图在个体之上寻找“实在”的本相,从柏拉图、基督教再到民族,个体的现实意义和多样性在不断被否定,超越个体的价值被不断强调。这就使基于个体基础上的契约式理性联合很难真正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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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琪作学术分享

最后,刘琪研究员从中国视角总结了几点关于替代性可能的思考。其一,在“旧邦新造”之际,对于国体、政体的争论尚处于不明晰的阶段,梁启超便已经提出了“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设想。其二,20世纪20年代,早期共产党的几位思想家曾与“醒狮派”展开了一场围绕国家主义的论战。针对德意志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党人引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世界主义视角,批判抽象的国家主义和德意志式的民族至上论,强调民族理论的阶级性和世界性双重特性。这可被视为中国民族理论克服西方民族主义困境的重要尝试。其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学者对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如费孝通的多元一体格局说、吴文藻的文明国家观和吴泽霖对“统一”而非“同一”的追求等。

讨论环节中,与谈人对于刘琪研究员的探索均表示了高度肯定。袁剑教授认为,在整体民族理论建构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中国内部不同地方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张翔教授肯定了从思想史角度对于民族主义正本清源的重要意义,认为在民族主义理论和宗教理论的结合方面可以进行更多挖掘。单嗣平博士后从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认为未来需要破除西方式的本质化民族想象,发展更具有世界包容性和未来性的文艺作品。李派博士后从政治神学角度分析了欧洲民族概念对君主制神圣性的继承,比较法德民族国家建构的差异,强调了共同体意识的政治维度的重要性。章永乐副教授则探讨了美国民族主义的理论形态,认为其较为独特的表述方式,使其在民族主义理论谱系中往往被忽略。

刘琪研究员逐一回应了以上问题和关切,她认为中国的民族理论需要厘清“个体-民族-国家-世界”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而延申至全球南方的自我表达,最终突破美西方的话语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