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名家沙龙第九讲“百年未有大变局：三个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在国际关系学院C105会议室举行。本期沙龙由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高柏教授主讲。沙龙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封凯栋主持，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教授、章永乐副教授、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教师李君然、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眭纪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讲师朱晓琦等专家参与研讨。

高柏教授指出，三个历史长周期的主题分别为全球化钟摆运动与逆全球化潮流、霸权更迭周期中的地缘政治以及科技革命。100年前，这三个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大萧条，整个世界也由此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争终局。目前三个周期又出现同频共振的趋势，这从最深刻的层面上限定了招商引资的国际国内环境。

对于全球化钟摆运动与逆全球化潮流的历史长周期，高柏教授认为，全球化不是一个线性的历史过程，而是一种钟摆运动，存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的两个极点。其逻辑为：当市场的力量势头较旺时，市场竞争将会愈发激烈，由此也会增加竞争失败者的数量，当这类群体不断壮大时，其反馈到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意见也会越强。因此，在某种极为恶劣的经济情况下，这种政治上的合力便会推动整个公共政策的主流向保护社会的方向发展，体现为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的各类保护收入和就业政策的实施，呈现出逆全球化的趋势。

霸权更迭周期表明霸权也具有周期性。纵观历史，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一个国家在确立霸权地位后，总是率先进行生产和贸易扩张。当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后，便会开始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当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国际流动资本对利润的疯狂追求，以及国内经济生产面临的各种问题，最终会导致财政和金融的扩张，而这样大规模的金融扩张将带来世界级的金融危机，在长时间的消耗下，霸权国又会逐步丧失其霸权地位。

科技革命周期是指目前耳熟能详的例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代战争、女权主义等所有宏观历史现象，概念的产生都可以归结为19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高柏教授表示，19、20世纪以来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能源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机器决定了人与生产工具的关系。21世纪的科技革命主要涵盖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两大技术，人工智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重新定义了人与工具的关系，新能源第一次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此为21世纪科技革命的本质，并预测道这两项技术将在本世纪对各行各业进行重塑。

对于逆全球化的进展，高柏教授提出三个不同的测量指标，分别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贸易集团的出现以及贸易禁运。在去全球化的背景下，调整供应链、去风险已经变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另外高柏教授也指出目前去全球化问题具备两大特点，一是霸权国打压新兴大国，用民族主义解释世界问题；二是国家应对危机模式开始意识形态化，主要表现为体制对抗的意识形态化。

高柏教授最后总结称，科技革命为社会发展带来众多积极影响，例如人工智能将技能彻底工具化，人在教育过程中学会使用各类工具，由此可以打破基层固化，在社会以及各类产业中找到更适合的位置，从而实现经济的民主化。但也要看到科技革命中存在的不利影响，由于人工智能在赋能的同时也将大量劳动力排除在生产之外，所以还需要重视大量机器进入生产后对就业产生的冲击，如果能将人工智能恰当地运用到乡村振兴等领域必定会对产业发展有较大帮助。

在讨论环节，翟崑老师和章永乐老师就三个历史周期的发展状态，对全球产业链影响以及未来中国的发展机遇与高柏教授进行了交流。眭纪刚研究员就新能源科技革命背景下，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理论基础与视角提出问题，高柏教授表示需要从研究问题出发再进行文献回顾，理解不同的观点并搭建属于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李君然和朱晓琦老师围绕中美贸易、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盟友体系内部政策发展以及各国对美态度等内容发表各自观点，高柏教授表示无论是针对产业政策，还是处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都需要大国智慧，中国的发展持续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国家之间可能的冲突关系。现场师生还就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中涉及到经济重组以及美国产业政策走向等问题进行提问，高柏教授表示，未来如果中国想要参与对世界秩序的社会建构，需要一套完整的理论，并有勇气提出一套能说服竞争对手的解决方案。

撰稿：张奕珣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