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2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有朋（Adventus amicorum）”系列研讨第二十讲在燕南园66号二层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的主题为“二十世纪早期的泛亚主义、反帝主义和国际法”，由英国伯明翰大学国际法教授默罕默德·沙哈布丁（Mohammad Shahabuddin，来自孟加拉国）主讲。讲座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章永乐主持，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昝涛、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长聘教授宋念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忞煜、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博士后林兆然与会研讨。来自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法学院等多个院系的同学到会旁听。

通常而言，“泛亚主义”（Pan-Asianism）指的是亚洲国家基于历史联系、共同遗产和团结意识而结成地区联盟的思潮。“泛亚主义”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侵略亚洲邻国。尤其是1940年日本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概念，以亚洲统一与复兴的名义大肆扩张，“泛亚主义”也因此成为日本帝国主义霸权话语的代名词。但在历史上，“泛亚主义”的历史遗产相当复杂，它对许多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殖民地人民推进民族主义事业的思想渊源。此后，沙哈布丁教授从意识形态、行动策略两个维度出发，分析了泛亚主义对亚洲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影响。

意识形态层面，泛亚主义主张亚洲应该立足于共同的精神文化与历史遗存，摆脱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超越既有话语中欧洲中心论的文明叙事，构建根植于本土传统的文明愿景。泰戈尔在对民族主义的论述中发展了这一思想，后经冈仓天心（Okakura Kakuzo，又作冈仓觉三）的系统化论述，产生了强烈的反帝意涵。流亡海外的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如塔拉克·纳特·达斯(Tarak Nath Das)等人，以泛亚主义为思想依据，动员日本、中国支持印度国内的反殖民主义运动。20世纪之初，“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一口号在印度日益普及，一方面呼吁结束欧洲在亚洲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承认日本在反殖民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然而，一战中协约国获得胜利，英国国际地位得到巩固，日本国内转向帝国主义，这与印度泛亚主义支持者最初的构想背道而驰。

行动策略层面，泛亚主义作为亚洲各国独立运动领导人的思想给养，事实上影响并推动了国际法若干领域的发展。概括而言，泛亚主义运动主要对四方面议题产生了影响：首先是国际法中的中立原则。一战期间，印度民族主义者在美国境内开展活动，由此引发了英美两国关于中立国权利与义务的外交争议。其次是国际法中的自决原则。巴黎和会期间，印度自治联盟向国联提交了一份**书，要求根据自决权实现印度独立。再次是国际法中的种族平等原则。同样在巴黎和会期间，日本代表团呼吁在国联章程中写入种族平等条款，对当时甚嚣尘上的“黄祸”论调予以反击。最后是“亚洲门罗主义”的提出。在巴黎和会受挫后，日本思想家阐述的“亚洲门罗主义”原则对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有所影响。

总体而言，沙哈布丁教授指出，泛亚主义的历史遗产可谓复杂多样。从反帝国主义视角审视泛亚主义运动，不难看出，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利用当时既有的国际法规则，粉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否认殖民地人民的合法自决权利，并拒绝承认亚洲各国种族的平等地位。从这个意义上，回顾20世纪初期泛亚主义的历史演进，有助于补足相关研究中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视角，填补国际法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篇章。

讨论环节，与谈学者就泛亚主义的概念、起源、形式及其与20世纪国际法的交叉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宋念申教授指出，泛亚主义的历史叙事之所以错综复杂、矛盾重重，是因为其很容易以反对西方的名义复制西方的现代化方案，而其未竟的潜能也正在于如何真正超越西方的现代化方案。张忞煜助理教授则结合南亚的宗教文化传统，探讨佛教想象与泛伊斯兰运动在构建亚洲共同体之中的潜在作用。林兆然博士后结合国际法中的领土主张和历史权利，分析了国际法律话语的不确定性和国家中心主义本质。最后，章永乐副院长对讨论环节进行了总结，赞赏沙哈布丁教授对于这一高度复杂的议题的处理方式，并进一步探讨了沙哈布丁教授演讲所涉及的“亚洲门罗主义”话语的类型、传播路径与影响，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亚、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复杂关联。

撰稿：伍雨荷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