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办，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协办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区域国别学新视野”系列研讨第七讲“近代西方‘内亚话语’的两次建构”在北京大学燕南园66号院举行。本期研讨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陈浩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昝涛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施越、张忞煜等学者参与讨论。

主讲人首先从全球史视野下的突厥起源叙事切入，介绍了本次报告的研究缘起。他指出，现有史料对突厥起源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在部分内容上存在呼应。比如，汉文史料中的“狼种起源说”与罗马人的“母狼乳婴”神话存在共同点；第二突厥汗国碑铭使用的突厥如尼文与埃特鲁斯坎文字和北欧如尼文在外形上极为相似；公元7世纪拉丁语文献《弗莱德加编年史》中则出现了突厥人和法兰克人共同起源的叙事，意味着法兰克人可能通过拜占庭与突厥汗国开展往来。

在此基础上，主讲人进一步提出，汉文中的“突厥”大多用于指称公元6-8世纪的草原游牧政权。而在突厥汗国灭亡之后，“突厥”的概念虽然在拜占庭、穆斯林、西欧等语境中继续使用，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语境中所指涉的对象都不一样。有鉴于此，开展一项对“突厥”在不同语境中的历史语义学研究，弄清具体历史语境中“突厥”的不同内涵，有助于澄清有关“突厥”的认知误区并把握突厥问题的实质。

从该角度出发，主讲人以拜占庭史料、中世纪穆斯林文献与近代西欧文献为案例，对“突厥”的概念进行了历时性梳理。拜占庭帝国的希腊史家延续了自希罗多德以来的“文明-野蛮”二元对立历史叙事，“突厥（Tούρκοι）”一度取代“斯基泰”成为蛮族的代名词，后来拜占庭皇帝列奥六世书中提到的“突厥”则主要指马札尔人。而在早期穆斯林文献中，“突厥（ترك）”指代的对象并不固定，要视具体的语境而定，包括吐蕃和基马克等民族。在编纂于10世纪末的波斯语《世界境域志》中，“突厥”是一个以宗教为标准来划分的范畴，指的是欧亚草原上的非穆斯林游牧人群。蒙古时代穆斯林文献中的“突厥”，则是一个泛指内亚游牧人群的称谓。

中世纪西欧基督教界用“突厥”专指小亚细亚地区的穆斯林，中亚、东欧和欧亚草原的内亚游牧民族则被称为“鞑靼”。主讲人提出，近代西方在针对内陆亚洲人群的认知上大致有两次相对集中的理论建构。第一次理论建构通过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的鞑靼历史书写，将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历代民族政权都视作“鞑靼”，成为一个长城以北的连续政治体。第二次理论构建以鄂尔浑碑铭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为契机，聚焦于内陆亚洲人群语言的类型学研究，建构了一部从古代突厥到现代西亚和中亚各突厥语民族的线性历史。

最后，主讲人指出，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突厥”的指涉范围往往受历史、文化、宗教、语言、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西欧有关突厥的知识生产本质上是伴随着启蒙和帝国主义向欧洲以外地区扩散的过程。从“鞑靼”到“突厥”的概念史个案，展现了近三百年西欧关于亚洲知识形塑的清晰脉络，折射出知识生产和权力机制之间的纠葛，可以为当下学术层面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提供启发。

在讨论环节，昝涛肯定了报告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的新意，指出报告通过对概念史的追溯，不仅在长历史维度下考察了“突厥”指称范畴的变化，同时关注了历史进程中话语权力与知识生产的互动，十分契合本系列研讨中“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这一重点，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施越认为，本研究使用的多语种史料体现了主讲人深厚的学术功底，并与主讲人就希腊语文献中“斯基泰”概念的消失以及蒙古西征对西方思想史的冲击展开探讨。张忞煜介绍了“突厥”概念在印地语文化中的指称范畴，建议主讲人可进一步讨论历经中亚-印度-英国的近代海洋知识生产路径。主讲人对与会师生的评议和提问进行了逐一回应，本次研讨在精彩分享和热烈讨论中圆满落幕。

撰稿：苏冠宇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