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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Adventus amicorum)系列研讨第一百零九讲:气候变化与新型“文明冲突”

11月13日下午,“有朋”系列研讨第109讲“气候变化与新型‘文明冲突’”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307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与国际法研究所合办,墨尔本大学法学院桂冠教授、迈克尔·D·柯比国际法讲席教授安妮·奥福德(Anne Orford)担任主讲嘉宾。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张康乐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基地执行主任章永乐,法学院长聘副教授陈一峰,国际关系学院长聘副教授赖华夏,以及法学院博士后杜中华担任与谈人。

奥福德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福山“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谈起,认为随着中美经济竞争加剧,美国政策界出现了“新型文明冲突”的叙述。她对比了美国的“能源主导”战略与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前者表现为退出《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退出多个国际组织,以及对世贸组织体系施压;后者则表现为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与产能扩张,以及排放趋势的变化。她认为,这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张力,本质上是化石燃料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的竞争。

对于国际法所面临的挑战,奥福德教授认为,国际法的稳定既依赖单一超级大国,也依赖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如今这两个条件都在改变,然而,“历史终结论”终结的是国际法的一个时代,而非国际法本身,国际法学者不应本能地抵制一切变化。国际法提供了变革的机制与基本原则,未来依然可以在合作、沟通与管理变革中继续发挥作用。就当前的“文明冲突”而言,没有任何国家追随美国退出气候机制,美国是历史上唯一退出《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家;国际法院气候咨询意见的请求在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法院的意见也获得一致通过,说明了国际社会仍在气候合作问题上存在共识。

与谈环节中,章永乐从文明史和国际秩序角度展开讨论,认为文明本身不会冲突,只有谋求全球霸权的帝国才可能冲突,并强调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国际规则的可预期性。陈一峰认为,环境与气候变化应被视为国际法的结构性要素,技术路线之争可能成为未来竞争与合作的重要领域。赖华夏就如何理解“文明”概念、中央与地方的政策落实,以及“文明冲突”框架可能带来的自我实现效应进行评述,并强调应当关注全球南方的多元性。杜中华则从煤炭与石油的角色、太阳能的物质性、国际法的“危机”叙事,以及化石燃料企业在国际规则形成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补充。

奥福德教授回应表示,使用“冲突”一词,是为了提示气候治理的下一阶段未必只有合作,也将面临来自化石燃料利益集团的阻碍。她还指出,国际法讨论应更多关注中国能源转型的实际进展,不宜将其简化为“放松监管”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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