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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德信工作坊第二十九工作间——外交官眼中的全球疫情观察与分析: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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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史明德大使梳理了新冠疫情所造成了全球性影响。史大使认为,疫情导致了二战后世界所面临最严重的危机,催化百年未有之变局,加速国际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由量变转向质变,国际秩序可能出现根本性调整。应当密切关注疫情的变化和深远影响,尤其要研究疫情后国际关系可能出现的调整变化。尽管从长远看,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在可预见的一个时期内,全球化很可能会经历一段曲折期,民族主义与单边主义倾向将会愈发明显。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到,已有不少国家在应对疫情的同时开始思考并调整其对外战略,重新认识中国。我们要强化机遇意识,也必须要有底线思维与危机意识,尽早未雨绸缪,制定应对之策。

当前世界经济正遭受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世纪经济增长将面临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惨重的打击,不得不首次面对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的困境。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因此必须警惕疫情可能导致的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暂时脱节对我的冲击和逆全球化趋势发展对我的影响。以大部分零件依赖中国生产商供应的德国汽车行业为例:疫情开始时,德国汽车企业因为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而“断供”,随着疫情中心转向欧洲和德国,中方供应商因德国汽车厂商停工停产措施而不能及时得到来自德国的配件,双重原因导致中德汽车产业链遇到巨大困难。而随着疫情蔓延和全球经济下行,多国采取了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同时开始反思产业空心化所导致的对华“依赖”,力推所谓的“经济独立”和“产业主权”。这些博弈不仅在科技与5G领域表现显著,在整体的经贸政策上亦有体现。例如,德国政府于今年4月在两年内第三次修改《对外贸易与支付法》,收紧国家对外资收购德国战略和技术资产的审查权限。可以预期,类似法案与政策将对今后中欧和中德经贸技术合作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

史明德大使还介绍了欧洲的防疫情况。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欧洲近一个世纪依赖最严重的的公共卫生危机,加剧了疫情前欧洲早已存在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如英国脱欧、欧洲各国内部政治分裂、政党碎片化、财政与债务危机、社会不平等、东欧国家离心力加大等。首先,疫情伊始欧洲各国“大难临头各自飞”相继封闭边界、管制医疗物资出口,这种以邻为壑、各自为政的状况严重损害了欧盟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欧盟的不信任。新任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虽公开向意大利致歉,尔后情况有所好转,但后果依然存在。第二,欧洲经济已经遭受重创,欧盟估计本年度GDP将萎缩7.8%,损失将超1万亿欧元。欧盟推出了总额为2.8亿欧元的经济援助方案,并启动了《稳定与增长公约》国家债务免责条款,允许成员国当年债务超过GDP的6%、债务总额超过GDP的60%这两根红线。不过,欧元区各国仍就发行新冠债券意见不一,未能达成一致。由于担心新冠债券可能导致欧洲债务共同分担,故而这一主张遭到了德国、荷兰等财政状况较好的经济体的反对。第三,美欧裂痕再次扩大,关系更加渐行渐远。总之,一方面疫情使欧盟软和散的弊端更加凸显,另一方面欧盟的忧患意识在加强,团结自主的紧迫也有所上升。欧美矛盾和分歧有所扩大,但他们依旧是共识大过分歧,远未到分道扬镳的地步。我们既要看到变化的方面,也要看到还没有变化的方面。

史明德大使着重分析了德国的防疫措施以及疫情对中德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德国于1月27日确诊第一例病例,在狂欢节期间遭遇疫情大爆发,至4月13日感染人数已突破12万,但死亡病例少于3000例,远低于欧洲其他国家。德国已有近半数患者治愈出院,目前重症病房的占用率约58%,仍有余力接收法国和意大利转运来的重症患者。这种情况同德国应对疫情的措施密不可分。德国努力在介于中美防控措施之间找到一条切合德国实际的应对道路,也就是在尽量减少对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延缓疫情传播的速度,避免出现医疗挤兑,其效果是明显的。首先,德国具有相当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医疗设备人均占有率在世界前列,共有2.8万余重症监护病床,数倍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呼吸机人均占有量更是不少欧洲国家的10倍以上。这种充足的医疗资源储备为抗击疫情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德国具有较强的检测能力,并且全国具有检测能力的实验室地域分布较为均匀,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因检测不及时导致的区域性爆发。第三,德国采取的是分流和重症优先的救治思路,尤其注重保护老年人等高危人群。第四,德国政府应对疫情措施及时,总体得当。在当前疫情处于高位稳定的阶段,德国并未急于放宽管控。就在研讨会举行的4月1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与16个联邦州商议后,宣布将禁足令等临时管控措施延长至5月3日,在8月31日前不举办大型活动等。随着疫情曲线的变化,德国政府的措施还会发生逐步变化。

史明德大使指出,疫情爆发以来,中德两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双方领导人互通电话,强调双方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两国还及时互相提供物资援助。史大师介绍了疫情背景下的中德、中欧关系。疫情的爆发和蔓延中,德国与欧洲政界已经意识到,在全球化深化的大背景下,大疫面前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世界各国息息相关,同属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德国也切身感受到,其医疗和医药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超想象。德国乃至欧洲已经考虑进行战略调整,提出加强“经济独立”和“产业主权”主张,德国政府再次修改外资审查法规,强化保护战略性资产和技术。德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口罩、呼吸机等医疗战略物资的生产必须实现本土化,并由政府出资实现产业重建。这些变化将给中德、中欧关系在疫情过后带来新的变化和挑战。但挑战也同样是机遇。中欧和中德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我们应当继续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展现合作共赢的意愿,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合作;同时要强化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尽可能避免中德、中欧受到损害,尤其是防止双方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出现脱钩。史大使指出,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改善,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所在。办好中国自己事情,巩固战疫来之不易的成果就是我们对世界作出的贡献。我们要在国际上加强团结与合作,尽可能扩大朋友圈,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史明德大使的讲话引发与会师生的热烈反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主任、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黄燎宇教授指出可从德国政界与舆论界对疫情政治化的看法,探究德国近年来对中国的“再认识”;此外,德国的抗疫措施“刚柔并济”,在严格规范之外强调公民责任与参与,可以从中管窥德国民族性。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系主任、博雅讲席教授郑志杰则从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及跨学科合作等问题切入对疫情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全球卫生治理必须以相应的外交政策为基础,而全球卫生外交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抗击全球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接下去则应在世卫组织等场合更积极地承担国际卫生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参与到全球卫生合作、标准制定、规则权衡等过程中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休教授董小英则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提出在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应重视建设国家的经济韧性;此外,疫情也为经济转型、尤其是信息化转型提供了契机和机遇。因此,国家推进了两个重要战略,即以5G技术、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新基建,以及将技术及对应急突发事件要素匹配效益归入经济发展要素之中。就未来发展态势而言,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脱钩趋势确实不可避免,因此应一方面增强国际合作、提高脱钩成本,而另一方面化困境为机遇,推动经济转型以及产业经济的科技化。

最后,史明德大使及与会专家同参会学生进行了问答、讨论与交流。本次工作坊顺利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