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中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第七期新芽沙龙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C105会议室举行。来自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Dan Slater 及美国匹斯堡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Iza Ding做了题为“自由绝对主义（Liberal Absolutism）”的讲座。沙龙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许亮主持。

冷战后，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混合型（hybrid）政体，既包括那些有民主选举但人民自由受到限制的国家，也包括那些没有民主选举但人民享有较大自由的国家。Iza Ding 以古巴2019年2月新通过的宪法为例指出，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古巴新宪法授予了古巴人民一些从前没有过的权力，如财产权、男女平等权等等。她认为，仅仅建立在选举基础上的“民主”体制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确保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事实上，不少标榜民主主义的欧美社会近些年里人民的自由不断受到侵蚀。相反，在一些我们认为的绝对主义政权却开始给予公民和社会更大的权利和自由。

Ding 及 Slater 研究的问题是集权政府是否可以与有一定自由度的社会共存？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国家？首先，两位学者对自由绝对主义下了一个定义: 政治保守、不开放，但私人生活享有一定自由度。自由绝对主义国家统治阶层会让被统治的市民社会有一定自由度，但政治上不允许任何的挑战者出现。历史上一些重要政治思想家们对自由主义可不可以和绝对主义共存的问题有过探讨。例如，洛克认为绝对主义和文明社会是不能共存的。黑格尔认为绝对的社会自由化对国家无利，理性自由是文明社会的保障；国家也应设置理性政治目标，但在私人生活领域国家应留给人民一定的自由度。Ding 和 Slater指出，绝对主义国家自由化会可能会带来三种结果：1. 保守势力变弱，自由派进行革命活动；2. 保守势力反扑；3. 保守派与改革派合作。它们分别对应的是辛亥革命前期的清帝国、赫鲁晓夫改革及下台前阶段的苏联、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及英帝国殖民地。

学者们认为典型的自由绝对主义国家和地区包括中东王国（科威特、约旦、摩洛哥）；改革开放时期的越南；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Ding 和 Slater的结论是绝对主义可以和自由主义共存。通过相关案例研究，他们发现在保证政权稳定的情况下，绝对主义政府及领导人会给予他们统治下的社会一定的自由度。

讲座结束后，在场的博士生们向主讲人提出了很多富有创见的问题。由于不少研究生和博士生是从事比较政治专业的研究，他们也向主讲人介绍了各自的研究兴趣和论文选题并与主讲人进行了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