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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工作坊举行第52工作间——《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

2022年7月16日,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和江苏人民出版社主办的《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线上顺利举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保顶先生、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梁茂信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文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田雷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立新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等学人参加了发布会。美国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赵梅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达巍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刁大明副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刘瑜副教授、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张业亮研究员、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张大鹏讲师、美国吉布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毅先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候选人赵蒙旸女士等作者参加会议。本次研讨会分为三个环节:一是新书发布;二是学术研讨;三是自由互动,会议由本书主编王希教授和赵梅研究员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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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首先对活动背景和新书出版作了介绍。他感谢钱乘旦教授、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各位作者对本书所作的贡献。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书稿终得出版。虽然这本书是四年前工作坊的学术成果,但王希教授强调其内容和观点并未过时,而且对读懂当下美国政治极有帮助,借用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的话说:“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驱动他的势力、利益和思潮,都仍然是现在进行时。”今年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关键年,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认为新书的出版,以及邀请不同学科的学者再度研讨,都可谓恰逢其时。

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对大家四年后的聚首感到振奋。他回顾了本书出版的过程,认为本书中所收录的每一篇文章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钱乘旦教授指出,特朗普现象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带有相当程度必然性的现象。在他看来,无论是俄乌冲突,或是马克龙所谓的欧洲“脑死亡”,还是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政府都与特朗普现象存在关联,尽管特朗普不在幕前,但“特朗普”始终存在。最后,钱乘旦教授对王保顶社长领导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对两位主编老师和每一位辛勤供稿的作者表达了诚挚的感谢。

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保顶先生在致辞中向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江苏人民出版社多年来致力于学术图书的出版,如《中国海外研究丛书》自1988年始,已经出版了34年,累计出版210多种著作。在钱乘旦教授的帮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近十年来与世界史领域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出版了一大批世界历史方面的书籍,如《大国通史丛书》。王社长认为编辑出版这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充分体现了学者对他们的信任,同时也是出版机构社会责任和价值的体现,这样的良性互动是为了学术繁荣的共同目标。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梁茂信教授在本书推荐中用了“会诊”二字。他认为这本书的突出特点是,不同学科的学者汇聚一堂,把特朗普现象作为病因不大明确的“患者”,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共同会诊分析病例,这在国内外现有的成果中并不多见。他指出特朗普现象作为一种历史问题,也是一种现实问题,它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也有个人和时代的特点。在阅读过程中,梁茂信教授也对美国史研究进行了反思,例如如何吸纳非历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包括概念、方法、思想和理论的问题;如何将当下的问题与历史逻辑、历史发展结合起来;如何发展跨学科研究等等。这些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文莉教授指出,这本书不仅对美国研究有很大贡献,而且可能对更普遍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具有一些学术层面的启示意义。本书的成果综合了各学科的视角,坚持了学术立场,因而得出可以立得住的结论。她提醒道,研究区域与国别,当然要以我为主,要为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政策服务,但与此同时也要以研究对象为据,不能仅从我方视角寻找我们喜欢的结论。朱文莉教授还提到,如果将四年之后的今天视作新的讨论机会,我们还应该思考特朗普之后,是不是要看到更丰富的美国;特朗普是否真的定义了现今美国政治的主题,还有哪些政治力量和声音与他进行博弈;美国激化的政治表现对整个世界又意味什么。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田雷教授认为书名《重新认识美国》表达了当下非常普遍的困惑,即美国怎么了。他强调我们一定要充分注意到“变”,如今美国在变,中国在变,世道在变,包括观察美国的群体、观察的渠道、表达的方式都有了极大的变化。他指出美国观和美国本体之间存在一种时差。简单而言,我们理解美国首先基于这样一种美国观,它源于美国“短二十世纪”的历史,其最经典的学术文本是罗尔斯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但真实的情况是美国历史发展本身在罗尔斯发表《正义论》那一时刻便已发生转向。这种美国观就造成了一个盲区,属于人文社科研究的时差。此外,田雷教授还提到过去研究美国聚焦于宪法和宪政,但缺少对其社会以及更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理解。我们企望把美国的本质凝练为美国的宪法,因而使得对美国社会,尤其是1972年后各方面的衰败,缺乏系统的研究。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立新教授同样觉得认识外国,或是广义的跨文化理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异常复杂的大国。作为学者来说,如何能够准确或者如实地认识美国,他分享了自己的体会:第一要避免且克服族群中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很多人通常会根据本族群的文化标准、价值观和经验来理解和评判其他国家的行为、政策,乃至生活方式,这在历史上导致许多国家深受其害;第二要避免所谓的愿望思维,这在当下极为重要。现在有许多人惯常以自己的主观愿望代替现实,以自己预设的立场代替客观分析,不能理性地对待所观察的对象,从而出现许多误判;第三要有历史的眼光,要承认过去与现实的连续性,要把现实与过去类似的形势进行类比,进而理解当下并预测美国未来的发展趋势。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从本书联想到中国的美国学,从比较长的历史中考虑中国的美国知识和美国史。他指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以来,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成为一种有压迫感的知识兴趣,以致于很长一段时间以美国为对象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学术性的美国学。而建国后,为了服务于政府部门和公共知识领域,中国的美国学大体上是政府组织的。当前在一些学科领域中也有了成型的美国研究,如美国史。但美国学本身仍然存在许多短缺和不足,如学科分散、文化误读、某些研究成果是否能被决策体系吸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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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丛书

《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

主编:王希 赵梅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年6月出版


在学术研讨环节,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达巍教授率先发言。他表示在过去四十年当中,中国和美国都是新自由政策范式的接受者、信奉者、践行者和获益者。当代的中国人在中美的共识与默契中成长,因此对这一套范式曾经深信不疑。但现在美国改变了,背离了我们所熟悉的美国。美国的调整从奥巴马时代便开始,但真正的变化是在特朗普时期。特朗普似乎要构建重新强化民族边界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即在国内推动新自由主义,但同时树立起国家边界,而中国恰恰被排斥在边界之外。达巍教授认为拜登上台后,美国还没有形成新的共识和范式,仍在做相关的调整,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拜登政府只是把国家边界扩大了,在美国盟友和伙伴范围内重新建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范式,此时中国就显得更为孤独。最后他提醒我们在重新思考美国时,还应连带思考中国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刁大明副教授就如何重新认识美国提供了三个视角:首先是打开美国,从美国内部重新认识美国;其次是绕开美国,从美国之外重新认识美国;最后是从认识自己出发重新认识美国。随后刁大明副教授还介绍了特朗普现实的情况,他指出特朗普的确改变了共和党,共和党在某种程度上也接受了特朗普的影响。但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特朗普背书的影响是有条件的、有地域限制的,或者说有不同选民结构限制的,因此不宜高估特朗普目前在共和党内部的作用。虽然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的民调有所下降,但是仍旧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而德桑蒂斯支持率的上升,仅意味着共和党内部某些力量对特朗普的否定,并不是对德桑蒂斯完全的肯定。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刘瑜副教授谈论了美国政治文化两极化的问题。虽然中美两国媒体都认为美国两极化在逐步恶化,但在研究后她发现这个问题变得越发模糊。刘瑜副教授分享了三点体会:一是政治精英的两极化远远大于大众的两极化。因为政治是物质类聚的过程,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和合理性。二是情感的两极化远远大于意识形态的两极化。三是感受到的两极化远远大于真实的两极化。两党成员往往会严重高估对方的极端程度,而且对对方妖魔化的程度并不随着受教育程度或者知识深度的增加而削弱。因为政治精英所掌握的权力和话语资源,他们的观点对于社会的文化有放大镜的推动效应。

美国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指出为了要与美国长期打交道,我们要清楚地认识美国,要知己知彼,这是实用主义的一种哲学体现。他还提出认识美国的另一层动机是把它视作人类文明史上独特的现象,或者是先行的实验。王希教授认为最近美国出现的乱象都反映出美国内部结构性冲突的加剧,特朗普现象已成为新时代美国的一种政治象征,甚至会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幽灵。在此情况下,重新认识美国,不仅是为中国找到应对之策,更重要是在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局限性和潜力,以及可能的方向。最后王希教授还介绍了最近的研究热点:第一,美国的选举制度;第二,党派性政治;第三,暴力与民主;第四,法治的力量和局限。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张大鹏讲师梳理了美国民主发展的脉络。自殖民地时期始,美国是白人国家的思想长期贯彻于他们的政治设计之中,以肤色、种族以及宗教作为民族界定的要素始终存在,并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不断加强。我们所熟悉的美国应追溯于罗斯福新政,罗斯福的自由主义拓宽了美国政治的包容性和普适性,随后边缘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在根本上提供了重构美国民族特性的基础。但是美国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因多元主义的盛行而消亡,它顽强地存在着,并且逐渐分裂为以宗教为核心的宗教民族主义、以种族为主的白人主义,以及强调传统价值观的文化民族主义。张大鹏讲师指出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和与白人主义的互动有着莫大的联系。总之,白人民族主义在美国始终是一股强大而不可忽视的力量。

美国吉布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毅先生的发言围绕美国的选举制度展开。他认为在当今美国政治极化下,美国选举制度中的某些方面,尤其是美国宪法本身设计的缺陷,使得美国民主的质量在逐步下降。例如总统大选,由于选举人团制度的存在,有些候选人虽然在选民选票上输了,但只要选举人团的票数足够就能当选。而且这种少数票总统的情况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参众两院的选举中。张毅先生还提到了最近联邦法官任命的情况,他观察到任命的偶然性增强了,日后大法官的党派问题可能会影响很大。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张业亮研究员强调了研究美国的重要性。他指出特朗普当选背后的政治原因和他的政治立场,继续影响着今后美国政治的走向。在张业亮研究员看来,当前美国政治和政策变化背后,至少有以下几个持续作用的因素:一是日益加深的美国政治极化;二是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美国社会正在由历史上传统的白人主导社会向多种族社会转变;三是文化多元化发展所带来的价值观的变化,及其所导致的文化战争;四是全球化、逆全球化和美国实力地位相对削弱导致的变化;五是技术的发展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最后他还提醒我们也要关注美国学者是如何认识和看待美国的这些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赵梅研究员比较了特朗普时期和拜登上台后的美国。她表示在外交上,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但改为结盟方式;在移民政策上,拜登也改变了一些特朗普政府不人道的做法,但其实带来了更大的移民问题,如德州移民潮、海地问题等;至于经济政策问题,拜登政府采用了新政、大政府的方式;对种族问题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缓和;而最高法院的向右转则是特朗普政府的遗产。赵梅研究员认为,面临社会分裂和经济问题,美国是否能再次出走危机取决于其纠错机制能否继续发挥作用。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候选人赵蒙旸同学分享了她对美国极端激进右翼运动的看法。她提到最近几年,美国整个极右翼的网络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她提醒我们注意,在通常被认为是民主党控制的蓝州,包括自由派的高校和大城市,其实都存在很多极右翼势力。这些势力自己也会承认美国整个右翼网络仍是富人的网络,而不是我们所谓的白人工人阶级。赵蒙旸女士还观察到许多日常的右翼暴力行为并没有被公众和媒体所讲述,例如在学校里,右翼组织具有很强的渗透力,而且他们比较善于学习组织和社会运动的策略。她还指出进步和保守两派之间最大的裂痕来自文化战争的领域,两党都开始意识到控制最高法院就等于控制了文化战争,美国现正处在非常矛盾的状况。

在最后的自由互动阶段,听众们热情高涨,积极参与。参会学者就美国文化战争、社会分裂的补救措施、印太战略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精彩的解答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