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8日下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有朋（Adventus amicorum）”系列研讨第六十讲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C105教室举行，主题为“文明复兴与中西方文明对话的新机遇”。本次讲座由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汉密尔顿古典与公民教育学院人文学科副教授大卫·劳埃德·杜森伯里（David Lloyd Dusenbury）、匈牙利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菲利普·皮尔金顿（Philip Pilkington）主讲。会议由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章永乐主持，与谈人包括荷兰社会学家、匈牙利多瑙河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章博浩（Eric C. Hendriks），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昝涛，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段德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孔元，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顾问简练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史庆。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北京大学陈瀚笙世界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共同举办。
活动现场
大卫·杜森伯里教授以“‘历史始于中国’：黑格尔、科耶夫与二十一世纪”为题，深入探讨了如何从黑格尔哲学中寻找西方传统与中国儒家精神重新对话的思想资源。他首先剖析了西方对亚历山大·科耶夫“历史终结”理论的误读及其反讽意义。科耶夫在1958年曾认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已经通过美国的生活方式实现，普通人通过消费变成了“满足的动物”，全世界渴望效仿这种消费模式。杜森伯里指出，这种对“历史终结”的反复误解恰恰表明，我们需要通过对黑格尔更深入的理解来应对当下挑战。
杜森伯里随后系统回顾了黑格尔对中国的论述。黑格尔将世界划分为新旧两个部分：美洲是“绝对新”的大陆，美国是“未来之国”；而中国则是“历史的开端”，是“既最古老又最新颖”的文明。黑格尔特别强调了中国古代王朝的三个显著特征：一是“绝对平等”，“所有人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二是“整体统治的统一”；三是通过科举制度实现的“所罗门式智慧”的卓越治理。黑格尔甚至断言：“在欧洲不可能有所罗门式的统治者”，而在中国却能做到。
杜森伯里特别指出，马克思在1850年代曾半预测性地谈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并认为“中国社会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的关系，正如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这些见解或许有助于西方预见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杜森伯里指出，黑格尔曾说“在中国人眼中，中国就是整个世界”，这在19世纪或许是正确的，但现在显然过时。当下的中国是个真正的世界历史性国家，它是最古老的文明国家，又拥有全世界最新的政治体制。
杜森伯里总结道，在一个充满希望与威胁的21世纪，黑格尔和马克思看到的中国的某些方面，是科耶夫在20世纪中期以及他的西方自由主义阐释者在20世纪末都未能察觉的。文明间的对话对西方至关重要，在对“历史终结”的反复误解之后，我们或可期待一个振兴、重培、文明复兴的时代，在这方面，莱布尼茨和利玛窦，或许是更好的向导。
大卫·劳埃德·杜森伯里作主题报告
菲利普·皮尔金顿的演讲主题为“马克思、黑格尔与后自由时代自然法的重现”，同样关注黑格尔哲学、自然法等思想资源对当前中西方文明交流的可能助益。他从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切入，指出马克思的第一部政治著作就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这一作品比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早一年问世。虽然马克思旨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其目标仍然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认为自己是在将黑格尔的目标推进一步。
皮尔金顿聚焦于黑格尔哲学中自然法的内涵，指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虽然出版于1820年，但其思想可追溯至1802年的《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黑格尔将启蒙浪漫自由主义高度概括为三个辩证方面：一是“承认的辩证法”（唯物主义的），基于生物或物理行为动机，马克思后来基于此提出了阶级斗争理论；二是“法则的辩证法”（康德式的），试图制定道德的抽象原则，即今天所说的“义务论”；三是“爱的辩证法”（浪漫主义的），基于基督教法律观念而非旧约（犹太）法律的自由社会。
皮尔金顿以自然法为线索，讨论了黑格尔和利玛窦对基督教与儒家传统的理解与比较。他指出，与莱布尼茨不同，黑格尔拒绝认为中国的“天”概念类似于基督教的上帝概念，或者源于“天”的法律与基督教伦理有意义的相似之处。黑格尔对皇帝的地位持高度批判态度，这种误解可能源于黑格尔关于中国的资料多来自天主教徒的写作，他将西方的宗教辩论移植到了中国。
相比之下，利玛窦认为明代中国是最接近柏拉图理想国的社会。虽然他批评伦理一致性的崩溃（归因于对古典儒家传统接触的减少），并将道教和佛教视为不适合灵魂塑造和国家管理的负面宗教，但他认识到儒家传统代表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宗教和伦理体系。最重要的是，利玛窦认为儒家本质上是基于自然法的。
皮尔金顿进一步阐述了自然法的概念：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认为人类有正确和错误的生活方式；遵循自然法将导致繁荣和幸福的生活，拒绝它则会导致痛苦和混乱。自然法思维是目标导向的，即目的论的。自然法思想家认为所有社会的伦理结构中都有自然法的元素，只是程度不同；他们认为没有对自然法的某种遵守，社会就会崩溃。
最后，皮尔金顿指出，当前西方后自由主义者正在意识到自然法的必要性，主张回归西方（基督教）自然法思维方式。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变化和现代化，但从未真正拥抱放纵的“自由”。中国似乎现在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可以将其儒家自然法传统重新整合回社会中。重新审视黑格尔的自然法思想和利玛窦的儒学观念，或可为推进文明对话提供多种可能的路径。
菲利普·皮尔金顿作主题报告
在与谈环节，各位学者深入研讨了中国与西方文明对话的迫切性与复杂性，针对两位主讲人的发言分别进行了评论。与谈学者讨论了黑格尔的中国观，强调关注思想家理念与其时代环境的关联，思考在当下多元社会中如何重思19世纪的理论。同时，学者们认为应当重视中国内在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尤其是中国所吸纳的不同理论传统之间的关联。与会学者还从中西方经济理论和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出发，进一步探讨了中西方文明的异同之处。两位主讲人对与谈人的评论和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研讨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撰稿：尹楷珺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